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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少数人群社会环境:诉求噤声才有的开放

音频 15:57
2019年第五届巴黎中国同志周宣传画。
2019年第五届巴黎中国同志周宣传画。 Semaine LGBT chinoise

2019年1月中旬起,三辆红色货车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巡游。红色货柜的侧面分别写着“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仍保留‘性指向障碍’”和“19年了,为什么?”。这个模仿美国影片《三块广告牌》而来的形式别致的为同性恋者呼吁权利的行动,吸引海内外舆论重新关注中国性少数人群的社会生活环境与状况。在此之前,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2018年4月更新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一些中国同性恋团体活动被取消或受到阻挠的例子。那么,在中国正式将同性恋非罪化20余年、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18年之后,中国同性恋人群,或者更笼统地说性少数人群的社会环境究竟如何呢?国外观察与国内性少数人群的实地体验是否吻合呢?我们借第五届“巴黎中国同志周”活动的机会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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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巴黎中国同志周2019年1月26日至2月10日举行。活动发起人之一、旅法华人作家於舟先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一方面吸引在法华人或中国留学生的关注,特别是其中性少数人群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中国国内如今在公共场合讨论性少数人群话题的(空间)越来越少,希望能在法国,在巴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环境里,为同志提供一个交流、探讨、发声的机会。

於舟解释说:“这其实一种矛盾。一方面网络空间越来越大,对于同志来说,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只能自己呆在家里,做一些猜测、幻想……网络提供了很大空间。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可能因为性少数人群牵扯到一些个人平等权利,对于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也越来越多。但私人之间的交流,应该还是通畅的,但那些比较政治方面的诉求、权利方面的诉求,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关于同志话题的空间就变得越来越少。”

“我接触很多从国内来的留学生,和他们讨论的时候,发现他们在这方面的了解非常少,他们知道更多是那些交友软件等。谈到个人自身如同,或者是个人在社会中的权益,他们很可能就不是很了解。”

“也有一些学生可能一开始就对这个社会问题比较关注。在法国,性少数话题可以见诸报端、电台等,所以,他们来法国后,耳濡目染,会对这些问题越来越关注。”

“当然,我在同他们的接触中发现,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对于比如同志婚姻、领养孩子等比较开放的话题有不同意见。虽然他们自身是同志,照理来说,他们应该维护自身权利,但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们可能会认为同志结婚、或者领养孩子、代孕等是不应该的。当然,我承认,这些话题有很多可以争议的空间。但他们是持反对意见的。”

法广: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在法国生活的性少数中国人是否能相对自由地宣示自己的性取向,还是说文化因素仍然阻碍着他们“出柜”呢?

於舟:“我想,出柜对于华人来说永远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即便是在这里生活的(华人)。他可能很会顾及到这一面,因为毕竟很多留学生或者华人仍然和国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还要回去继续学业,或者工作。所以,在出柜问题上还是受国内大环境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时,他在这里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就比较放松,可能面对周围的朋友,或者同龄人,他会少些顾忌。但是,真要让这里的华人出柜,也同样会有各种各样的顾忌。一个是择业,另外一点是,毕竟世界很小,他们总会担心,消息会传到国内,让父母和亲友知道。”

法广:2017年,首例中国同性恋者起诉扭转治疗诉讼以控方的胜利告终,但扭转治疗服务并未因此而在中国消失。自上海开始的三块广告牌卡车宣传活动针对的正是这种现象。中国同志协会组织、北京纪安德中心负责人小刚来巴黎参加巴黎中国同志周活动,并在2月4日,在巴黎10区市政府,参加“中国同志现状与未来”主题讨论会。他向本台表示:

小刚:“中国虽然在2001年取消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但还是留了一个根儿。这个根儿就变成现在所有关于扭转治疗服务问题的导火索。虽然在2017年我们赢了那场官司,但问题是中国不是案例法国家,所以,我们虽然赢了那场官司,但这并没有终止中国心理诊所的所有扭转治疗。不仅是没有终止,我还听说,有些诊所还提高了价钱,包括在那场官司中的被告诊所!这家诊所虽然从网站上取消了扭转治疗项目,但仍然提供这种服务,而且价钱还更高。这才引起了这次三块广告牌的行为艺术。”

“我觉得网络时代,大家知识更新很快,再加上同志在全国各地的活动做得也不错,所以,很多人对于这样的议题并不陌生,也不是那么抵触了。我们碰到的更多的问题是怎么去改变政策,或者即便有政策,怎样去普及这个政策,比如,我们都知道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医院在开展扭转治疗?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法广:2018年4月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有一份关于全球各地性少数人群面对的社会歧视问题报告。报告除提到中国仍然有扭转治疗服务之外,还提到一些同志协会发起的活动被取消。但是,来自中国的同志,对于他们面对的现实环境的评价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有时甚至有些自相矛盾。

小刚:“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去年联合国UPR(法广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就同性恋问题给中国提意见的国家还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回答也变得越来越…好。就是说,从国家层面,它已经不会说:这些人同我们没关系……国家已经非常清楚同性恋人群和组织的存在。但是(“人权观察”组织)提到的事例,可能与NGO在中国注册有关。到目前为止,很多同性恋组织,或者性少数组织在中国仍然很难注册。可能是在这个部分,人权观察认为中国还有待改善。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因为,起码从我了解的情况也是,性少数组织、同性恋组织注册比较困难。”

法广:性少数人群在社会中发声的空间是否因此受到限制呢?

小刚:“……怎么说呢?反而我觉得我不敢这样说,原因在于,NGO组织注册难,所以组织活动就受到阻挠。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空间也在变大,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空间。而且现在有网络,大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来组织自己的空间,可能不需要什么团体参与组织。单从同志组织来讲,的确受到了一些挑战,也就是要怎样才能通过国家注册,来更好地、合法地开展活动。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有需要推动的部分。但从同志个人生活、生存空间来说,改变是一直向前走的。”

法广:就是说,从您这些年的协会组织的工作经验来看,形势还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小刚:“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反正是走一步退两步、走三步退两步,都有可能。但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向前走的。”

上海青年王锦程以画展的形式参加这次巴黎中国同志周活动,他带来了13幅身边的同性恋朋友的肖像画。他认为中国性少数人群的社会环境,其实比媒体或外国人想象得更开放。

王锦程:“其实我很愿意谈这个话题,很想让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更了解中国的现状。

我在中国许多大城市都生活过,现在主要生活在上海。以前有在北京、深圳、厦门、广州等地。现在国内性少数人群整体的环境,比媒体上报道,或者比外面的人想象得更开放。我身边很多外国朋友,他们对此都很震惊。”

“中国的现状是这样的:在私下,包括我在公司以及还有很多朋友,我们都出柜了,在公司都没有问题。在社会上,我们在大马路上手牵手、或Kiss(亲吻),都没有问题。没有人会说:这样不行……或者嘲笑。不会的。已经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只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是:我们大家不要太多地去触碰政治上的东西,政府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该怎样生活的选择,是我们的权利,但不要触碰太多的政治权利。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站出来,去法院打官司,说他们要结婚,为什么不可以……已经有这样的个例出现。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很多压力是来自家庭,主要是来自父母。他们那一辈人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信息,比较闭塞。我身边的同志朋友的压力和焦虑都来自家庭。我自己都不敢向家人出柜,我怕父母接受不了。”

法广:您的意思是说,只要同性恋群体,或者更笼统地说性少数人群不要求他们的权利,他们怎样生活都是可以的……也就是您所说的“宽松”,是在不要求权利的条件下。

王锦程:“是的,我们自己私下该怎么生活,甚至在社会上参与一些活动,甚至在工作中,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因为是同性恋而受到歧视或被公司开除。”

法广:那这种不能够要求权利的情况下生活是否也会有些压抑呢?或者您觉得您可以不要这些权利?

王锦程:“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生育权利,比如国外(同性恋)可以结婚,、可以领养小孩,这些(权利)我们就没办法拥有。还有一些法律上的规定,比如可以买房等一些普通人可以有的权利,我们当然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国内现在有很多人去工作、赚钱,到国外去代孕小孩。一些想要组建家庭的同志,他们会去美国,或欧洲结婚,去代孕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孩。但是,小孩的户口在法律上可能不被承认,只能找关系、假结婚等。国内现状整体是乐观的,也在慢慢向好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觉得,国内与西方的性少数人群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西方,也包括台湾、香港,这些地方会有一些演艺界的明星或政治人物出柜,站出来,来推进这些活动,让社会更多地认识到这个群体。但在国内就缺少这种领袖人物,几乎没有。当然还是有一些社团活动,比如同性恋亲友会或者彩虹跑、骄傲节等类似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会做得太大,还是很小规模,因为没有领袖出现。我当然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种情况出现。”

 

王锦程遗憾中国性少数人群缺少领袖式人物,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这样的领袖人物是否能被允许出现呢?

查阅第五届巴黎中国同志周节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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