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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看中国公卫体制在新冠疫情中暴露出的问题

音频 13:08
正在消毒的武汉某医院重症监护室。图片摄于2020年3月12日。
正在消毒的武汉某医院重症监护室。图片摄于2020年3月12日。 REUTERS - CHINA DAILY
作者: 瑞迪
38 分钟

自2019年底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疫情重创中国。三个月内,新冠病毒导致至少八万人感染,三千多人死亡,经济机器几乎停转。农历新年的应有喜庆完全淹没在恐惧与悲情之中。三个月之后,疫情在中国似乎得到控制,但快速向世界各地传播。西方国家仓促应战之际,中国政府开始自诩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是否曾2003年的非典疫情重创中汲取了教训?这次新的大规模疫情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哪些问题?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电话采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巴黎经济学院教师Carine Milcent 女士。她曾在2018年出版一本关于中国医保体制改革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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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危机暴露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局限性

法广:Carine Milcent  女士,您好。17年前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典危机。您觉得中国是否从非典危机中汲取了教训?

Carine Milcent :"中国是否汲取了非典危机的教训,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他们那时不会想到还会有新的危机。但如今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与2003年时的情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003年,很多中国人都没有医疗保险。当时的医保制度与个人居住地挂钩,这个体系是农民占居民多数的年代遗留下的产物,是以村庄为基础,然后根据患者病情轻重,由下级医院转往上级医院。但经济改革使得原来的体系彻底崩溃,2003年非典到来时,中国实际上已经完全没有免费医疗体系,治病费用非常高,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人医院,收费都很高。乡村医生把他们职业变成了盈利活动,因为80年代的改革使他们受到双重挤压,一方面,受限于农村合作医疗机制,他们挣不到钱,另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土地挣钱。由于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越来越少,他们于是开始要求病人付费看病。在2000年前后的形势是病人看病需要付钱。所以,一旦发生疫情,情况就非常糟糕,看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钱。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医保体系,分为三种,简单说就是农村医保,城市医保和流动人口医保(法广注:新农合已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合并为城乡居民医保)"

" 中国人很清楚他们的医疗卫生体制远远不够完善,仍然非常脆弱,还有一大批民众被排斥医保体系之外。问题是,中国医生的专业水平不一。专业学习水平随医生未来执业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大城市医生,尤其是三甲医院都非常出色,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可以说与西方医院不相上下。但小医院情况就不同。病人在担心自己有病而感到不安时,如果有条件,自然会去水平高的医院。比如武汉,尤其是这次疫情重灾区也在市区,所以人们大批涌向医院,这些医院立刻爆满。这很正常,因为大家想象在这里可以做相应的病毒检测,这就导致医院完全不堪重负。微信预约挂号或其他网上预约机制无法应对这种紧急状况,于是,这种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此时都暴露出来,完全无法很快地应对大批民众要求检测的情况。" 

"另外,即便是那些有能力前往医院的人,也有医保问题,因为这些医疗保险可报销的费用非常有限。还有很多人不能报销他们的费用。国家承诺对确诊病人,报销检测及医疗费用,但有些医院检测试剂盒都不够,不能检测就不能报销费用……就是说有否能力承担全部医疗费用与能否接受治疗密切相关。" 

法广:这种以医院为中心的体系是否也给这样的疫情危机整体处理带来困难?

Carine Milcent :"实际上,政府意识到了这种以医院为中心的体制的弱点,于是成立了很多卫生院。问题是这些卫生院的医护专业水平不够,人们自然转向医院。这种以医院为中心的状况来自患者的选择。这正是问题所在。2005年到2020年间,政府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卫生院。但鉴于患者不愿去这些卫生院就医,政府的另外一个办法是广泛开展远程问诊,以便减少人们涌向医院。但远程问诊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非紧急状况下,很有用,但出现紧急状况时,比如出现流行病和由此而来的焦虑不安,就暴露出其局限性,不足以应对需求,显示政府没有能将病人引导到卫生院等其他机构,舒缓医院的压力,仍然不能形成一个完善的就医体系。因为人们担心自己生病时有一种焦虑不安,他们信不过卫生院,感觉那里的医护人员专业水平不够,于是就转往医院。这种体制造成人们蜂拥转向医院。为缓解这样的情形,政府开展远程问诊,但这还是不够。就是说有两种现象,一是付费就医,但有些人无力付费,另一个是现有设施的专业水平不足,导致医院饱和。"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暴露出其应对紧急情况的局限性,这一点很明显,比如现有体制没有能力将病人与健康人区分开来,不得不火速建立多家医院,这种体制无法很好地应对紧急情况,因为它在非紧急情形下,已经不能保证人人得到治疗,无论是治疗费用,还是诊治安排都有问题。中国需要一个更好的、让所有人都能够治病的体制。在眼前这样的危机形势下,首先需要有危机处理机制,比如一种类似法国的SAMU式急救系统,中国有这样的机制,但很少。缺少这样的机制,病人在出现症状,需要隔离时,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医院,这就导致各种不同的人群混杂在一起。急救电话120,既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不是非常完善,而这种不完善与是否人人可以接受救治的现实相关,就是说也要看患者是否有钱承担费用。" 

法广:这场危机是否本可以不发展到如此规模呢?

Carine Milcent "这真的很难说。在中国,中央政府定出大政方针,一切都权力下放,尤其是预算,所以,逻辑上,应该是湖北省先采取首批措施。但时间问题值得讨论。首例病人好像是在去年12月初出现,也就是在春节返乡潮开始以前。但应对措施出台时,已经有一大批人踏上回乡之路。因此已经有大规模人员流动,这一点的确可以指责。但我们看到的局面是,不管怎样,疫情中心只局限在武汉、湖北。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但倘若他们的危机处理真的太差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会在其他完全不同的地点,出现其他疫情中心,但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我的确很难说他们危机处理不力。因为尽管有中国新年,尽管有大规模人员流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还是只是湖北省。就是说他们还是把疫情控制在了这一个地区。其他地方虽然有病例出现,但数字有限。看看现在欧洲的情况,好几个国家都出现了病例。"

"我认为有两点 :首先,我认为,毫无疑问,中国的卫生体制还不成熟,因为还有太多的人不在这个医保体制中,太多的人无法接受治疗,但是,另一方面,很不情愿地说,仅就这次疫情而言,这样的体制确实能强有力地控制人民。比如,是否佩戴口罩。戴口罩的意义在于避免将病毒传染给别人,中国是一个非常专制的国家,一旦做出决定,就必须立即执行。武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中国得以控制疫情,但这不能归功于专制

法广:中国官方媒体的确近期也一再强调这场危机体现出中国的制度优越性,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借 此称赞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中国的体制比其他体制下的国家,比如法国,更有能力应对这样的大规模危机吗?

Carine Milcent :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复杂。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政府下令不许出行,人们就不得不呆在家中,政府可以全面管理民众,政府想强加一项措施,就可能做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目前完全不知道这样做的经济后果是什么。比如在欧洲,欧洲有很多免费救治的机制,所以,这样的疫情应当不至于扩散,因为人们可以接受到治疗。意大利政府关闭了学校,但目前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既使在中国,封闭措施的效果也不是立即就出现。意大利也采取了封城措施,这些措施非常严格。意大利并不是专制体制,但人们还是接受了这些措施。就是说,在发生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理解这些隔离措施的必要性,既使不是专制体制,人们也有能力听从这样的措施。"

"至于中国可以从这次疫情中汲取这样的教训,我想现在说可能还太早。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确成功地对4000万人采取封锁措施,由此控制了疫情地进一步扩散,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专制的功劳,专制国家以专制方法做到这些,但我想,每个个体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时候,是有能力遵守那些对自身有益的正确指令的。"

公卫危机暂缓,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Carine Milcent女士认为,中国新冠病毒公共卫生危机虽然开始平息,但一场经济与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Carine Milcent :"中国的应对措施完全忽视了经济层面的问题。很多中国人都没有保险,很多人的工作并不是正式工作,封城措施使得他们在这期间没有了收入,这样做是否人道 ? 很多人一连几周只能靠积蓄生活,他们可能也因此失去工作,因为他们的雇主未必还能继续雇佣他们。这些措施会有社会后果。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人们目前只关注公共卫生层面,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这场疫情有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专制体制可以瞬间冻结一切,而不考虑人们是否有继续生活的经济来源。有人说政府会保证人人有收入,但发放工资的是企业,外国企业可能不得不这么做,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问题就比较复杂……所有这些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大家关注的都只是疫情数字,看到感染人数降低当然很高兴,但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新难题的开始,因为没有收入了。我们现在还不能量化这些情况,未来一年,会有更多信息。现在,大家都在称赞中国的危机处理,但忽视那些生活无着的人,那是很大一批人。我想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想办法避免危机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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