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日期4月21日的法国《世界报》头版大照片是贝尔格莱德街头悬挂“感谢习大哥”的巨幅看板。标题写到：面对冠状病毒 一个没有领袖的世界。
世界报在第6版刊出这篇分析全文，上方配有特朗普和习近平并排戴着花口罩的P图。该文作者希尔薇-考夫曼（ Sylvie Kauffmann）问到：冠状病毒（Covid-19）危机过后还剩下什么？是不是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危机后世界地缘政治与之前不一样吗？下面是摘要播报：
该文说，没有人能说出危机结束的日期，现在预言为时过早，但全球知道中国爆发病毒疫情已经3个月。在这期间，病毒在全球大流行，首先袭击伊朗，然后袭击欧洲，现在疫情震中在美国，然后可能转到其他地区。这三个月严重破坏了世界秩序，危机之前已启动的趋势却突然加速。
美国撤退
该文说，2017年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论，且对充当世界领袖的兴趣越来越不大。这是美国开始“自顾自”的信号。
疫情爆发在美国11月总统大选的选战当中，带来的经济灾难，激化了大选进程。此时，特朗普对欧洲背过身去，不听国际合作的呼唤，停止向国际卫生组织拨款。该文批评美国说，这次疫情危机还凸显美国社会和经济模式的脆弱，公共卫生系统的不足，白宫运作的失调，特总统与各州州长的公开冲突，这些都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和声望。
中国进攻
北京勉强控制武汉疫情后，即发起全球人道外交攻势，利用美国从世界舞台撤退的机会，展开一场大规模造势宣传运动。北京的大胆和快速令西方国家吃惊。该文说，近几年来，习近平的中国越来越不掩盖野心，这次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努力，依靠运送口罩和医疗设备，登上了西方的社交媒体。
北京还利用中国大使馆和大外宣批评欧洲国家对疫情危机管控不利，赞颂北京在2017年发明的“卫生一带一路”。
北京的行动填补了欧美援助缺失的空白，特别是早期受疫情攻击的意大利。
但一场反击战正在形成：特朗普总统抓住一切机会，指控中国延迟向世界通报病毒“人传人”，指控世卫组织被北京操纵，变成北京的传声筒。该文说，特朗普这样做是想让人们忘记他自己的错误。
此外，欧洲国家领导人也公开怀疑北京隐瞒疫情的规模和病毒的来源，不相信北京通报的数字，要求中国更加透明。
欧洲领导人还非常恼火北京利用欧洲的困境进行政治操作。不满北京大张旗鼓宣传中国向欧洲运送口罩，却不提欧盟今年2月向中国提供援助。
不过，中国经济第一季度下降6.8%，也需要处理。现在中美之间竞争的决定性项目有两个：一是谁将具有更大的经济反弹能力？二个是谁能赢得疫苗赛跑。
欧洲面临团结挑战
冠状病毒仅限于中国境内时，欧盟低估了疫情的规模。。不论从卫生方面，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欧盟都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意大利北部爆发疫情时，欧盟缺席。疫情初期，罗马和马德里呼吁欧盟救助，欧盟成员国的援助很缺乏。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卫生政策。申根区各国封闭了边界。德国，法国都禁止出口医疗产品，违反了欧洲内部市场条例。很明显，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国民应由国家来保护，而不是由欧盟保护。
疫情爆发几个星期后，欧盟开始帮助各国对抗经济灾难，欧洲央行出台了措施。但欧盟和欧元区能否挺得过去还不知道。不过，德国，奥地利，北欧，中欧，希腊和葡萄牙受疫情的冲击比较轻。
对全球化的挑战
武汉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反全球化的潮流。全球化被指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造成摧毁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现在全球化又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医药物资不足影响治疗的原因。
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发现采购药物，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必须依赖中国和印度。所以各国将改变这个情况，重新发展工业，生产医药民生等战略性物品。中国加工全球所需产品的情况很快将会改变。
全球管理失败，回归国家民族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吁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全面停火。这个呼吁未能成功掩盖联合国在危机面前的无能为力。联合国安理会召开过一次会议，确认了联合国内部的分歧。
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一线，它向中国的压力让步，推迟向全世界发布疫情警报，信誉严重破产。G7集团，尽管法国为激活美国的杠杆作用而努力，但是美国本应轮值2020年主席的七国集团在危机中毫无作用。沙特轮值主席的G20，仅达成一个冻结76个发展中国家债务到年底的协议。
这场疫情危机的剧烈程度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暴力行为和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应，激活了民族主义反全球主义的强大动力。
而在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之前就处于守势的多边主义，现在非常弱，即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能够证明他们对大规模援助新兴世界的作用。
自由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的竞争 “冠状体制”意外收获？
专制国家经常抓住紧急危机事件，对社会或权力内部机构加强控制。北京在疫情中，驱逐了美国三大报纸的驻华记者，作为对华盛顿减少中国官媒驻美记者的回应。有许多名香港民主派关键人士也在疫情中被拘捕。
土耳其为减少监狱中的疫情传播，已经释放九万名囚犯，但没有释放任何政治犯。
中国专制体制得益于对疫情危机垂直管理的效率，和非常僵硬的隔离措施，以及大规模监视国民的制度，北京希望以此充当榜样。
然而，且不说中国体制应对疫情大流行初期（隐瞒拖延）负有责任，许多民主体制，如德国，奥地利，希腊，葡萄牙，瑞典，韩国，台湾，都在不用专制体制压迫的情况下，成功管理了这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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