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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軍濤:中國一黨專制讓世界感到威脅 疫情後可能大脫鉤

音頻 12:42
習近平與李克強
習近平與李克強 網絡照片

今天是“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31周年紀念日。31年的時間過去了,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領導人換了一屆又一屆,但民主夢離中國人卻越來越遠。今年的特殊性在於,因為新冠疫情帶來的危機,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正發生着劇烈的質變,中國政府最高層也似乎傳出了不和的跡象,就在“六四”前夕,中國唯一每年可以自由紀念六四的香港也因一部“國安法”的通過而面臨著民主自由大倒退的悲劇,但也有人認為弦綳得太緊也有斷裂的危險,或許是一個發生轉機的機會。在本次節目中,我們請居住在紐約的中國民主黨主席王軍濤先生做分析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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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請介紹一下今年紀念“六四”的主要活動

王軍濤:今年中國民主黨連續四天有四場紀念活動,六月三號是全球連線,邀請全球嘉賓加入通過ZOOM講話,如果無法按時來,可以事先錄製好發給我們,同時 我們會在全世界地標式的景點舉行一些活動,主要是採取車隊的形式,這樣比較符合疫情期間隔離的要求,在線上播出的時候要穿插線下的活動;六月四號, 我們的車隊到華盛頓中國大使館前進行抗議;五號,我們會在紐約的景點進行一些活動, 通過Zoom聯線,同時也要邀請一些當年的參與者舉行報告會,講述他們當年的經歷和事件。六號是周六, 中國民主黨每周六的傍晚都會在紐約市時代廣場舉辦茉莉花活動,六月六號是我們的第480次活動。

法廣:31年的時間過去了,您認為這期間中國和國際地緣政治發生的最大變化有哪些?

王軍濤:我認為最主要的是習近平上台之後,由於倒行逆施讓讓原來的制度和國際主流社會之間的落差進一步加大。實際上,在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之後,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個差距曾經一度縮小,中國和世界越來越融入一體,經濟上更加接近,交流也不斷增加;政治上,當時是胡耀邦和趙紫陽領導共產黨期間,也縮小了與國際社會的落差。所以,實際上國際社會是歡迎中國改革開放的。

八九“六四”以後,就出現了比較矛盾的情況:一方面,經濟上,全球化進程讓聯繫更加密切了,另一方面,政治上開始出現了更多的摩擦,特別是人權領域。但是,世界還是希望通過經濟發展讓中國在政治上最終實現體制改革,但是習近平上台之後,就讓世界看到,當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政治上卻進一步朝一黨專制的方向發展,這樣就讓國際社會非常不安。

這次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讓國際社會意識到這樣一個體制對國際社會的安全是個威脅,因此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世界開始對中國展開問責,而且考慮是否要切斷與中國的一些交流,因為這些交流可能會使(中國)對國際社會產生威脅。所以,我覺得這個疫情之後,都可能會導致中國和世界發生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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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我們也注意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一些官員已經開始將“中國”和“中共”分開來講,在疫情追責,新疆人權和香港國安法等議題上都要對中共實施嚴厲的制裁,中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危機。您認為危中會有機嗎?

王軍濤  我認為除非中國發生一場革命性的變化,也就是說,至少共產黨內部有一小部分人能站出來結束習近平的獨裁,扭轉他的倒行逆施的做法,否則,我認為世界和中共壟斷下的中國的衝突會日益加劇。在經濟領域會出現交流的障礙,在科技上可能會遭到國際社會的聯手封殺,在地緣政治上,這種衝突也會在台灣或南海東海,甚至周邊國家爆發,比如最近與印度邊境衝突可能與最近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反感有關。印度過去和中國之間已經管控好的問題又開始出現活絡的局面,可能出現新的衝突熱點。

法廣:您提到習近平上台後的倒行逆施導致了緊張的局面,這是偶然性還是必然性造成的?他的前任鄧江胡也同樣沒有打開中國政治開放的大門議題上也沒有任何作為……

王軍濤: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可以換個角度觀察,中國本來可以有另外一個發展的方向。在中國在東邊,中華民國在台灣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就開始了民主化的進程,應該說是經濟的發展和改革帶來了政治發展改革;在北邊,是蘇聯 。共產黨是學習了前蘇聯共產黨的集權模式 ,而北邊的社會主義陣營也開始發生了最終帶來政治上變革的改革,雖然和西方社會在地緣政治上還有摩擦,但基本上和西方社會彼此沒有了安全上的大問題。我認為中國現在發生的情況在國際社會上是一股逆流,習近平領導的共產黨在中國社會各個領域做的改革也是一股逆流。

所以,我認為中國本來可以不走這條路。1989年,中國比台灣和北部的社會主義陣營都比較早的開始了政治變化的機遇,但是鄧小平選擇了鎮壓的方式,讓中國沒有搭上第三波民主化的快車,而北部的蘇聯和東部的中華民國都在這期間完成了民主轉型,雖然前蘇聯有所倒退,但是基本制度架構還在。

習近平掌權之後,除了政治領域,在經濟和社會方面也在全面開倒車,使國際社會現在對中國徹底地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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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面對國際和國內的壓力,習近平為什麼還堅持這樣做?

王軍濤:這也是一個在現代化進程中談論比較多的話題,因為人類在結束一箇舊的制度,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史應該配套的。比如中國前蘇聯和台灣都是在經濟改革之後,應當有一個相應的政治制度的變革,如果沒有,就需要一個反向的改革,就是要讓開放的經濟制度封閉起來。台灣和前蘇聯都是在經濟改革和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用政治改革的方式來順應歷史的進步。

但是,習近平上台後,不僅沒有讓經濟上的改革和社會發展來推動政治上的變革來適應,反而採取政治上進一步強化專制的方式,同時為了政治專制的安全性,就考慮對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措施重新開倒車。從這個角度說,實際上是鄧小平開啟了經濟改革,但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路已經走不通了,這時就會產生兩個方向的變革,一個就是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建立憲政民主來適應經濟改革和發展,另一個方向就是採取獨裁和專制的方式,對於經濟改革和發展中因政治不適應而造成的亂象進行整頓,習近平選擇了後者。而台灣和前蘇聯選擇了前者。

法廣:今年的“兩會”上,您觀察到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矛盾的跡象嗎?

王軍濤:  這個矛盾在“兩會”期間肯定是有的,在武漢肺炎期間表現的比較明確,李克強和常委表現出比較務實的態度,正視肺炎的存在並採取措施進行治理,但習近平為了自己政績上的高大上導致錯過了最佳的治疫期,在禍害了中國之後,進而禍害全球,到現在還在掩蓋真相。

在兩會期間,我覺得雙方的矛盾更進一步加深,但是應該說 李克強並沒有在政治上對習近平提出挑戰,他覺得習近平為了政績完滿要為自己營造一個偉光正的形象,因此不惜搞一些不能實現的指標或假政績,這些都讓李克強不滿意,所以就在兩會上講了一些實話,並且希望政府宣布的目標指標能都切實可行。

我覺得雙方現在的矛盾實際上還是在工作上,但是在政治上,李克強和他們一大批中共的高層領導對習近平是不滿意的,如果有機會他們希望改變這種情況,因為習近平今天所犯的錯誤也是中共黨史上曾導致災難性後果的措施時就已經犯過的,但李克強等領導,在八十年代時,全面地從共產黨的角度,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比較系統地總結過這些經驗教訓。

法廣:香港目前的危機,會強化鞏固習近平的權利,還是讓其削弱?您是否同意香港國安法的通過會導致時代的拐點到來這種說法?

王軍濤:香港和台灣一樣,我認為都是習近平走下坡路的轉折點,或者說這個轉折點在武漢肺炎時就已經發生了,香港問題讓削弱加速。無論共產黨是否能夠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對習近平都是一個打擊。

如果不能實施,香港就會成為推動中國變局的可能的導火索,如果他及時有效地用國安法 控制住了香港的局勢,在國際社會遭遇的反彈會讓武漢肺炎之後已經引發的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問責進一步發展為對中國的圍堵,這對習近平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挫敗 。   

感謝王軍濤先生接受法廣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