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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好萊塢前“喂龍人”芬頓:中國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克里斯·芬頓資料圖片
克里斯·芬頓資料圖片 © 網絡圖片

近日,法國電視二台“進一步調查”(Complément d'enquête)節目就中國對法國和歐洲的官方影響力擴張現象播出了專題紀錄片。在紀錄片中出鏡並參與介紹這一問題現狀的好萊塢製片人克里斯·芬頓(Chris Fenton)隨後也接受了我們的專訪。芬頓是去年他出版的個人回憶錄《投喂中國龍,置身於好萊塢、NBA和美企面臨的萬億美元難題》的作者和《投喂中國龍》(Feeding the Drago‪n‬ Podcast)播客節目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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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芬頓先生您好,很高興有機會請到您接受採訪,不僅因為您是一位與中國影視娛樂市場合作經驗豐富的美國製片人,而且您也是迄今為止為數不多的敢於公開說出在好萊塢進軍中國市場時所存在的雙面性的業內人士。首先請您簡單介紹一下自己,您最初是如何參與到好萊塢對中國電影市場地拓展的,美國公司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您個人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芬頓:我在美中文化和商業交流之間的不同領域工作了將近20年。我最開始時從事的是製片服務領域,幫助美國公司導航在中國的拍攝,從基礎的具體細節活動開始。隨後,我也參與到音樂發行、廣告、體育活動策畫的行業當中,並最終進入電影電視領域。2008年北京奧運會過後,中央發改委提出希望將中國本土和中文的電影達到世界水平,並讓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電影市場,他們也很快的為此開展工作。美中之間的商業合作也隨之迅速發展。如果我們看2000年初,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收入那時每年還不到1億美元。而如果我們看新冠疫情爆發前最新的數字,2019年中國電影市場票房收入近100億美元。

如果再拿今年春節期間舉例,過去一周中國電影市場收入達到了17億美元,僅僅一周的時間。所以我們看到中國電影市場的巨大發展,我基本上參與的是試圖開坯中國市場工作的一部分。其開始時規模很小,但顯然會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電影市場。這一發展的過程包括不同類型的製作程序互換,幕後的業內人員技術交流,將中國元素採納入劇本努力的不同成分,包括安置在電影拍攝場地、人物角色等方面,以及各種不同的內容審查問題。所有的這些都是為了安撫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以使得我們能夠進入他們巨大且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的消費者市場。

法廣:您參與過哪些與中國相關的知名項目,能不能給我們一個具體的案例,作為美國製片人在中國作一個電影項目的思路是什麼,您與中國相關部門的互動又是怎樣的?

芬頓:就與中國相關部門關係的問題,我是一個住在洛杉磯的美國公民,我曾參與的工作是創建夥伴關係,談判合作協議,幫助我在好萊塢生態圈的同事們出謀畫策,使得他們生產的內容與中國消費者更為貼切和暢銷。與此同時,我還要幫助確立一個能得到中共批准使得這些好萊塢生產的內容能進入中國巨大的消費者市場的方式。雖然我在北京和洛杉磯的往來航班上度過了很長時間,我事實上沒有在北京生活過。但我堅定地紮根美國以幫助大家了解在上述這一程序中所有需要完成的工作。我在我撰寫的回憶錄《投喂中國龍,置身於好萊塢、NBA和美企面臨的萬億美元難題》 中,詳細地描述了我之前參與過的一些大規模項目。

我之所以寫了這本書的原因是希望以一個具有開放、應用和使用性的方式來描繪這一程序。讓任何對中國、好萊塢或NBA感興趣的讀者都能以一本充滿樂趣、具有娛樂性和參與性的書來了解這一過程。同時我也希望讀者們能了解到我們是如何到達美中關係今天這一充滿挑戰性的時期,歐洲也同樣在經歷着這一遭遇。我在書中詳細提到我參與過最著名的大項目,包括漫威和迪士尼出品的電影,如小羅伯特·唐尼主演的《鋼鐵俠3》及由布魯斯·威利斯、約瑟夫·高登-萊維特和艾米莉·布朗特主演的科幻電影《環形使者》。《環形使者》這部電影最初有關未來的劇情原定於40年後的法國發生,布魯斯·威利斯扮演的角色也會跟一個法國女人結婚。而我們作出的更改則是將電影中有關40年後的劇情轉至中國,布魯斯·威利斯也和一個中國女人結了婚。

法廣:在您之前的採訪中,您曾詳細介紹過為了讓國外的電影項目能夠出口中國市場,或者在中國拍攝;作為美國製片人,您必須迎合中國當局的需求和意願,這在實際操作中是如何操作的?您提到了《環形使者》這部電影的例子,在《鋼鐵俠3》中又有哪些嘗試?

芬頓:審批過程中有意思的是,在我曾經供職的DMG娛樂傳媒集團的框架中,中國官員就是否允許一部電影進入其市場都是在當地以中文進行自我交流的。但我的工作是聽取中國同事的反饋,他們向中共作出承諾以獲取市場准入。我隨後來確認這些電影需要包含哪些元素,並與好萊塢的製片人、導演、影業公司共同商議來如何嘗試對口這些需求。在《鋼鐵俠3》這部電影中,我們希望找出如何執行一個故事情節的方式,使得2012年中國當時對科技發展的激動熱情能與這部電影的內容相結合。中共給出的一項法令是他們希望成為全球科技發展和創新的中心,所以我們當時希望將這一信息以某種方式與電影相結合。在我的書中,我介紹了其中一個想法,就是將一個中國男孩寫入劇情中,讓他拯救主人公托尼•斯塔克的生命。這一想法中的部分靈感來自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經歷。

儘管當時中國還是由胡錦濤領導,但我們知道習近平接下來將成為下一任領導人。習本人曾在美國待過不少時間,他曾在美國心臟地帶的一個美國家庭中,在那家人孩子的卧室里寄宿過。所以當時的想法是將一名中共黨員的兒子植入到劇情中,將他放在托尼•斯塔克墜入的美國心臟地帶,並對後者提供幫助從而使其復活的情節。最終這一想法並未在電影中呈現,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將一名姓吳的中國醫生角色放入電影中。他則是唯一研究能救治托尼•斯塔克生命的正確醫療科技的醫生,吳醫生也在劇中末尾拯救了後者的生命。

法廣:在您的經歷中,美國電影進入中國市場會遭遇哪些困難?

芬頓:我個人看來最大的問題是中國有一個巨大的電影市場,我們被要求對電影中的部分內容進行審查,以換取對中國市場的准入權。他們不希望電影中出現有關使用毒品、一些時空穿越、喪失殭屍或宗教映射的描繪。他們不希望電影中讓中國公民扮演反派,或提到在中國市場中發生的壞的事物。他們通過審查來不希望讓自己的消費者對類似的電影進行消費。但問題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審查的侵蝕突破了中國的境內範圍,到達了現如今中國在決定好萊塢為全球觀眾所製作的電影中,世界其他地區可以觀看的內容的地步。舉個例子來說,美國的克魯茲(Ted Cruz)參議員就多次談到了,最新由派拉蒙影業公司出品的《壯志凌雲2》電影中存在的問題。在該電影最初的剪輯版本中,湯姆·克魯斯穿的一個皮夾克上印有台灣和日本的國旗。中共要求將這些旗幟移除。

影業公司回答說:好吧,我們將在中國市場上映的影片中將這些旗幟移除。這裡需要留意的是,這麼做也許看來是不道德的,是我們不應該做的事情。但實際操作中,好萊塢是如此行事的。不光是迎合中國市場的審查要求,我們還為諸如日本、韓國和中東國家的電影市場進行審查,剪輯或刪除一些內容。這是一個普遍做法。而完全不能被接受,也並非普遍的做法則是,中國告訴我們當電影上映時,你不能僅在我們市場中將這些旗幟移除,還要在其他國家上映的版本中也將它們移除。世界其他地區不能看到一部湯姆·克魯斯身穿的皮夾克上,印有台灣和日本國旗的電影。而這恰恰是問題所在,也是我認為這一過程中最大的問題。中國正試圖將他們的敘事方式,通過好萊塢這一創作自由堡壘製作的內容強行餵給世界各地。

法廣:您在稱呼中國官方時使用中共這個詞,特意與中國或中國政府等詞彙區分,為什麼要作這樣的區分?

芬頓:我之所以作如此區分是因為我有很多的朋友、同事和前同事們都非常喜愛中國。我相信中國燦爛的文化,是現如今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個國家的文化。記得她有5000年不間斷的歷史,那裡也有着極好的人民。事實上,在中國有13億8百多萬非共產黨員,我希望為他們製作電影和電視劇,及創建帶來體育活動的機會。因為他們喜愛民主國家所擁有的品質抱負,他們喜愛自由創作和自由表達。我也認為我們需要繼續美中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文化和商業交流,因為它是唯一能避免兩國之間發生戰爭的粘合劑。歐洲國家們也明白這一點。但我們不能允許的是,出於對在巨大的中國市場會發生報復或懲罰的顧慮,而讓中共強迫我們在中國境外做我們根本不該做的事情。這則是我們需要立即停止的趨勢。

法廣:當你還在參與製作與中國市場有關的電影時,你是否曾到一定程度時認為這是一種被迫的自我審查做法,並對美國本土娛樂公司這種決策的動機和成本收益進行懷疑?

芬頓:很不幸,也是我個人故事中最令人傷感的一面,我曾在20年的時間裡扮演了造成這一問題的同謀之一的角色。我親愛的妻子曾在製作《鋼鐵俠3》的過程中數次指出,我或許正在參與餵食巨龍或向猛獸投食,以至於我們將失去對其的控制。我當時則是以一種輕輕帶過的方式作出回應。我之前並沒有對我們從事的工作加以沉思,直到2019年10月NBA爆發巨大爭議的發生。在中國最受歡迎的休斯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通過推特,公開支持了香港當時正在進行的民主示威。我隨即意識到其將造成在中國對NBA的懲罰和報復,但我沒有料到的是NBA卻沒有支持莫雷和他的言論自由權。

我沒想到諸如詹姆斯等球星會主動與莫雷保持距離,更令我感到完全驚愕的是,對NBA就這一事件的蛐蛐作響或實際上的噤聲,美國的國會議員、記者、評論家和普通民眾就我們並沒有保護莫雷的言論自由權而發出的極其憤怒的反應。正是在那一時刻,我意識到:天啊,NBA正在做的向中共磕頭,以換取其在中國市場的利益不受報復正是我在過去20年中未間斷地從事的事情。這也是隨後我決定就這一經歷寫一本回憶錄的原因,其內容包括我們是如何到了今天這個地步的。我也在書中以非常開放和對話的方式,談及我們就與中國這一另一個超級大國之間,即極為複雜又非常需要的關係或將希望前進的方向。

法廣:當下對一部好萊塢電影來說,能否在中國市場上映是否會嚴重影響其財務收入和成功?

芬頓:是的,100%是這樣的也是不幸的。如果你看看所有的發達國家市場,特別是民主盟國的市場發展情況,包括美國,這些國家的經濟大多都沒有太為顯著的增長,其很大原因也是因為他們已經是發達國家了。也許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能達到2%或3%,但真正的經濟發展還是在發展中國家或中國這一發達國家。中國現有8億人脫離貧困進入中產階級,他們之後另有4億人擺脫貧困並很快將獲得可擴充的收入。我們所有的公司和行業的增長都非常依賴中國,所以每次在季度收入報告中,一個公司若提到向中國市場地拓展,及其將帶來的收入和利潤預估的話,其股價也會隨之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中國將懲罰或報復一個公司的消息出現的話,這個公司的股價也會隨之下跌。對於西方聯盟國家的公司來說,中國是它們健康程度、盈利和發展程度的象徵。這一現象引發的問題正是中共知道其因而擁有所有的槓桿。

法廣:在您的《投喂中國龍》回憶錄中,描述了您決定向美國公眾說出這個問題的心態變化,您當時是否意識到這樣做可能帶來的後果,有些人會說這是在對您的製片人生涯“進行自殺”?廣大美國民眾的反應又如何?

芬頓:我在書中曾提到過一次,我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但我通過這本書希望傳達的信息是完全無黨派的,面向的是共和與民主黨的受眾。坦率而言,其不僅面向的是美國人,還包括西方盟國的民眾。我深信我們無法與中方就我在書中所提出的,芬頓眼中外交力量五要力中的三大支柱達成共識。我們無法與他們就人權、政治和國家安全問題達成一致。但雙方可以達成共識的是文化和貿易的往來,這兩個支柱也可以避免美中進入熱戰或冷戰。所以我想傳達的信息是,我們需要將這兩大支柱地發展向前推進,但我們也需要對中共就獲得中國准入權而向其他國家實施的不公、不平衡和侵蝕行為加以應對。我認為我們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以我在書中提到的19世紀初美歐經貿關係的例子來說。歐洲在當時擁有發達的經濟體,他們也經歷了工業革命的過程,美國則尚未如此。

而為了趕上歐洲的情況,美國採取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包括施加關稅,製造各種各樣的技術盜竊機會,以及盜取歐洲的知識產權。我們當時以站在歐洲的肩上和功勞的方式構造了美國的工業革命。當歐洲看到美國也發展了一個與他們一樣的發達經濟,並以很快地速度追上了他們,歐洲則以強硬地姿態告訴美國人:到此結束了。我們現在將與你美國重建一個公平和平衡的貿易關係,我們希望重獲你們建設自己的經濟所依靠的金錢。歐洲雖不想與美國開戰,但仍要求以一個公平的方式進入美國市場。歐方還要求美方停止造成當時這種情況的很多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歐洲最終也成功地創造了這一破壞性的力量,讓美歐之間達到了一個更為公平的貿易競爭環境。

歷史經常重演,我認為我們目前與中國正處在當年的這一問題之中。中國佔了我們的便宜,而對於美國和西方盟國來說是時候採取行動告訴中方,你們是一個發達國家,因此必須依照與我們相同的規則和規範。我們希望與中方繼續進行貿易,但要求是在一個公平和平衡的環境下繼續下去。因此如果以正確的方式向公眾傳達出這一信息,其則不是對我職業生涯的“自殺”,反而是推動歷史的正確一則與中國達成一個更好的關係,並使得雙方都能從中良好獲益。坦白地說,也就是讓好萊塢能在不特意迎合中共胃口或向其跪地磕頭的情況下,更好的進入中國這一重要的市場。

法廣: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並沒有那麼多好萊塢專業人士敢於觸及北京對外影響力觸角的這個問題?除你之外,我們可能看到了導演賈德·阿帕圖去年用新疆人權的例子和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簡單地討論過這個話題;《南方公園》以這一素材拍了幾集的玩笑。以您個人的經驗,好萊塢內部是否在討這種特殊的自我審查品牌,業內人士私下的反饋是什麼,他們是被動接受了這一新的現實,還是也有異議的聲音存在?

芬頓:我可以告訴你,當下在所有從事美中貿易往來的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中,無論是賣鞋的也好還是拍電影的也好,無人不知如此將這一不健康的貿易關係進行下去,從長遠來看是不利於美國自身健康的。所有人都明白這一問題,也都在談論這一問題,不過是在私下進行的。如你舉例,沒有人或很少有人願意公開談論這一話題。我可以告訴你的是,在美國越來越多的聲音開始談論這一問題,共和黨方面一段時間以來對此也直言不諱。近日,我也剛接受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早間新聞節目《今晨》(CBS This Morning)就這一問題地採訪。這也尤為重要,因為CBS在美國被看作是主流媒體,我之前也在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 和彭博社等此類媒體的節目中出現過。現在有更多的傾向左翼的媒體願意邀請我向他們探討這一話題。

隨着這一發展,我正在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在私底下讚揚我的直言,他們告訴我應該繼續下去,也有更多人越來越願意公開地支持我和探討這一問題。一個共識正在形成,相應的認知也在迅速高漲,人們意識到我們必須應對和解決這一問題。然而,任何人的單打獨鬥都是難以進行的,我們不能以獨狼或祭祀羔羊的方式來行事。因為單一的好萊塢片商、運動明星或導演敢於出頭的話,很簡單他們會遭到他人地替換。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是以具有行業性、藝術家群體、美國和其西方盟友特別是歐洲共同實現的努力。我們必須以共同的方式應對這一問題,如此以來才是可行的。

中國通常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度,打比方說,中共將對於它的宵禁向後推了再推。他們好像一個有着11點宵禁,卻將這一限制推到了凌晨3點的青少年。我們需要告訴他們:適可而止,你需要遵循11點的宵禁。如果能形成足夠強大的統一陣線的話,中共將作出後撤。但我們必須實現團結,必須是以一個全行業和所有不同公司的努力。所有人都應支持這一動議。坦率地講,這一努力或將從我們這些國家的政治領導層開始,以確定我們將如何改變這一關係繼續下去時的方向。

法廣:在您看來在美國的政治環境中,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是無黨派的並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媒體關注,是這樣的嗎?

芬頓:事實上,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還沒有達到其應有的超越黨派,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談得要更多。但我也看到了希望時刻的存在,在國會就這一問題有很多跨黨派的努力。曾在去年夏天發表了相關調查報告的眾議院“中國工作小組”原本是兩黨共同參與的倡議,但最後演化成由共和黨單一主導。不過,隨後我們看到了迪士尼真人電影《花木蘭》爭議事件的發生,迪士尼一直以來則就這一問題噤聲不語。事發生後,共和黨籍的霍利(Josh Hawley)參議員向迪士尼的CEO鮑勃·察佩克(Bob Chapek)致信,要求他對這一爭議進行解釋。很快地,另一封由國會兩院和兩黨議員發出的公開信同樣要求察佩克作出解釋。

所以,我們正在看到就這一問題更多的兩黨合作。你想想看的話,民主黨按理說應該就人權問題、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以及在保護美國中產階級和藍領階級的問題上,其也是我們與中方存在貿易問題的人群中,展現出它所倡導的原則性和堅定不移地支持。民主黨在很多重大問題的主要層面上都試圖出面保護,而中國問題是他們應該增進努力的方面之一。民主黨也是我支持的政黨,我們需要團結一致付出努力,並和共和黨一道合作來着手這一問題。在我看來,兩黨合作的努力雖然處於孩童階段,但每一天都在增強。

法廣:一個我們通常看到的反駁說法是,很多中國官員甚至一些業內人士都會為這種特殊的審查行為辯護,認為這種情況即使在美國也會發生:你們在美國進行審查,我們在中國也進行審查,因此兩國之間並無區別,你對此怎麼看?

芬頓:首先,目前在美國確實存在有關科技巨頭和社交網絡被審查的爭議,應該由誰出面審查及究竟什麼內容應該被審查,以及哪些內容被認為是“好的”,哪些內容被認為是“不好的”等等。這是一個正在美國發生的國內問題,你可以認為這一爭議中存在一些對言論自由的侵犯,它甚至與中國的情況也有些相同。這是一個我有個人想法和看法的問題,但我還是將針對就中國的討論。就你剛剛提到的這一說法,我的回答是:好的,中國說得對,你們在你們自己的市場中對一些內容進行審查,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市場中也審查部分內容。

但中國則無權告訴我們要在其市場之外,仍然依照他們的意願將審查繼續下去。這正是最大的問題所在。我知道很多人會批評我,認為我同意為了獲取市場准入對特定市場的部分內容進行審查是可接受的。我之所以同意在這一程度上的審查是因為要解決這些巨大的問題,我們需要以幼兒般循序漸進的地方式前進,這是我OK的。但我存在巨大意見的問題是,他們要求我們的一部電影在美國播放時應該是什麼樣的,在法國上映時應該是什麼樣的,在阿根廷上映時應是什麼樣的等等。他們沒有這樣的權力。

法廣:我們看到北京方面強調希望在各個領域制定國際標準,無論是電信、5G等科技領域,甚至是在聯合國試圖修改對人權的定義,在全球的影視娛樂行業是否也是如此,在您眼裡,這對西方語境有什麼樣的影響?

芬頓:我對中國就事務表達他們的意見,提出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一些特定的問題並無異議。他們擁有對5G、人權、全球定位系統(GPS)衛星和互聯網等話題提出自己看法的權利。但他們同樣也應該給我們如此發聲的權力。而如果以中方對無論是從1993年開始的GPS衛星定位系統,或是互聯網發展和樹立防火牆的例子,還是現在他們看待芯片和5G問題的態度,提出這些中國採取的技術應該在全球範圍得到應用。對此,我的回答則是:我們太了解你們在處理大數據、數據跟蹤和技術領域的能力,我們並不能對你們的5G技術打入我們的市場感到舒適。

他們應該能聽取我們的意見,同樣雙方都能就各自的看法和想法進行表達。如果存在分歧,我們可以同意各自保留不同意見,自行其是。但好萊塢現在同樣存在這一問題,那就是中國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我們應該通過奮鬥,重新實現雙邊關係中失去的對等,重建提出批評、說不,以及表示你們在自己的市場可以如願行事,但我們在其他市場將堅持自我的能力。這對於我們來說是極為重要的。

法廣:前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P. Barr)在去年7月的中國政策演講中廣泛地提到了這個問題,他在演講中說,“但從長遠來看,與其它中國的產業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感興趣的不是與好萊塢合作,而是收買利用好萊塢,而且最終用國產電影取而代之”,您是否同意他的這個評估,近年來這是否成為現實,美國的公司們是否意識到這一問題?

芬頓:我一直參與的是好萊塢的商業活動,因此對這一行也非常了解。可以說正在好萊塢發生的現象從背景來看,在所有與中國接觸的行業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其包括超出中國境內的權力侵蝕;另一方面不幸的是,我也曾是被陷入轉輪的同謀之一,那便是我們教授中方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做事,包括我們幫助他們建立和發展的技術、程序和手藝。好萊塢於過去的20年中參與其中做得極好,甚至使得中國現在可以製作具有好萊塢風格、規模和質量的電影。這些電影在中國市場內與我們相比極具競爭力,使得我們更加難以參與競爭。以春節期間17億美元的中國電影市場票房收入為例,如此巨大的收入沒有哪怕一個好萊塢電影的參與。而當我剛開始真的投入到將好萊塢電影推入中國市場的工作時,好萊塢電影當時在一美元的票房收入中能佔到80%到85%的收入。

這一數字在2020年降至16%,2019年是32%, 一直都是下降趨勢。我們幫助他們訓練人員,他們拿走知識產權和竊取工序,以及從事很多的不道德或錯誤的行為。而我們也從事了很多具有同謀性質的事。我們幫助中國打造了好萊塢最大的競爭者之一,其也或許是與我們相比最強大,甚至超出我們應對能力的對手。這則因為我們自身參與其中,而各行各業都存在這一問題。無論是科技公司、社交媒體公司、像星巴克這樣賣咖啡的,還是像耐克這樣賣體育用品的,所有的這些公司都在幫助中國建造自身的基礎設施和本土工業的過程中起到了同謀的作用。後者則在這些領域成為了我們最大的競爭對手。這也是我們與中國存在的諸多問題中現在需要着手處理的難題之一。

法廣:前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在去年7月於尼克松圖書館的對華政策演講中曾提出,“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主義中國一定會改變我們”。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您認為對於美國公司來說,在期望進入巨大的中國市場和保持美國價值而言,可以採取哪些進一步措施,特別是在電影和娛樂產業? 

芬頓:我很尊重蓬佩奧,但我確實認為他比我要更為鷹派得多。我可以說蓬佩奧看起來或似乎顯得希望與中國完全脫鉤。我則認為在不出現戰爭的情況下這是不可能的。我看他似乎認為我們與中國在類似冷戰之中,也許支持就一些特定問題與中國發生戰爭。我則並不喜歡發生熱戰的想法,也不希望與中國重演在我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上世紀80年代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冷戰。蓬佩奧比我要更為鷹派,但在我們需要特意進行投入以採取矯正的不同事務上,他確實敲響了警鐘。這則是我們大家都應參與的。如果用從1到10來衡量一個人的(對華)鷹派程度來說,我想我應該處於5或6的層次,他是個10的層次。 有些人或是0或者是1的層次,希望與中國維持現狀並以這一方式繼續向前;(無論鷹派與否),我們都需要相互合作以找出一個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

具體對於好萊塢而言,在中國市場存在多個需要矯正的問題。首先是我們之前談到的審查問題,第二是我們向中方提供的這一特殊幫助努力和強烈的能力,以至幫他們建立了與好萊塢相比非常具有競爭力的行業。我們需要放緩這方面的投入直到停止。此外,從宏觀角度而言,我們還需要美中之間展現自由貿易的原則運轉。例如,他們每年僅允許34部我們的電影進入中國市場。正如19世紀初歐洲結束了美國所採取的貿易限制一樣,我們需要中方停止這一配額措施。我們還需要提高在中國電影市場中,好萊塢電影收入可以獲得的佔有率。從全球水平來看,好萊塢一般能得到大約50%的票房收入,而在中國我們僅能拿到25%。這些都是我們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向前發展時需要糾正的問題範例。不光是好萊塢,所有的行業都應對此有所思考,並創造出達成這一改變的槓桿。

法廣:借用一個漫威電影宇宙和迪士尼的詞彙,在您看來那麼終局(Endgame)的情況又應是怎樣的呢?

芬頓:就終局而言,我可以看到對現狀的一個巨大破壞性力量的出現,由美國和西方盟國以及包括澳大利亞等國在內的一些環太平洋國家形成聯合的槓桿力量,共同表示適可而止。在事實上做到歐洲於18世紀向美國做的那樣,(告訴中方)我們要使得競爭環境變得公平。通過時間的發展,有很多與中國存在的諸如北極星般常態和宏觀性問題都可以得到處理。但對於一些較小的問題,我們可以循序漸進在短期內加以改變。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需要將中國視為發達國家,其將改變雙方之間存在的貿易相互作用的很多層面。第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不應再繼續允許中國公司藏在其國內法律的掩護之下,讓它們在美國的金融市場上採取不同的會計方法。

這同樣也應該在英國、法國、新加坡等國的資本市場上實現,無論是西方盟國還是中國,所有各方都應採取統一的會計標準;直到實現這一要求前,不允許對這些國家的資本市場准入。有很多在政策上於短期內可以提倡的循序漸進的措施,也將帶來較快的結果,並引向我們希望解決的更大的問題。例如,我們是否希望解決新疆自治區集中營中正在發生的人類暴行?當然如此,這無論對於美國還是西方盟國來說都是需要應對的問題。但現實是從循序漸進的方式來看,我們甚至無法於不在中國市場內遭到報復或處罰的情況下談論這一問題。讓我們先達到可以公開批評和談論的地步,以保護我們言論自由和就這一問題進行討論和批評的能力,通過探討得出如何接下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我們的現狀是甚至連這都做不了,這也則是我們需要做的。之後,我們可以開始就更為長遠的目標進行討論,也就是解決這一問題。

法廣:您認為對於好萊塢的公司來說,在一個沒有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全球化背景下,是否能在這樣一個狹窄的平衡木上前行?

芬頓:我認為是百分之百可以的,但我們必須都要共同前行,達成統一戰線是唯一的方式。單一的導演、製片人或影業公司是做不到的,必須是整個的行業進行參與。所有的行業也存在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對此實現團結。也正是在團結所賦予的力量和數量的優勢情況下,能創造槓桿以改變目前所存在的很多錯誤的能力。

感謝芬頓先生接受採訪,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及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