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縱橫

911事件20周年:他們製造了後反恐戰爭世界 以下是他們自認為所犯下的錯誤

音頻 15:09
2003年5月,伊拉克戰爭爆發後,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登上“林肯”號航母發表講話。在他的身後,航母指揮塔上掛着巨幅“任務完成”的標語。
2003年5月,伊拉克戰爭爆發後,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登上“林肯”號航母發表講話。在他的身後,航母指揮塔上掛着巨幅“任務完成”的標語。 © 網絡圖片

上周六是9·11恐怖襲擊事件20周年的紀念日,作為這一改變了21世紀上半葉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我們在本期的節目中為您介紹部分曾在小布什總統政府效力的美國前高官,作為當事人他們在時隔二十年後對由9·11引發的“全球反恐戰爭”的回憶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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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襲擊發生後,“美國當初應深呼吸”

現年67歲的邁克爾·B·切爾托夫(Michael B. Chertoff)是美國早期反恐政策的重要制定者,也是備受爭議的《愛國者法案》起草人之一。他曾於2005年至2009年出任美國第二任國土安全部部長,之前曾擔任美國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法官、聯邦檢察官、助理司法部長。9·11恐怖襲擊發生當天,切爾托夫還在美國司法部供職。日前,他向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回憶了在襲擊發生後,美國政府機構中出現的驚愕的心理。切爾托夫感嘆說,“在看到世貿中心倒塌後,你對可能發生的壞事的極限的感覺就會消失。”二十年後,他則希望美國當初能夠緩一緩,“深呼吸”。

在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恐怖襲擊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之後整整20年,美國應對9·11事件措施的設計者,無論是曾供職於白宮、五角大樓、國務院、情報部門和國會的最高層的男男女女可以放心地回顧,在美國本土之後從未發生過另一次大規模襲擊。但這一事實卻通常被美國政策設計者用來作為回應在襲擊發生後他們作出的許多影響最深遠、最富爭議,甚至最有害的決定的全面理由,包括在美國“監控國家”的大規模擴張;殺害或抓捕恐怖主義嫌疑人的秘密行動,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對他們實施酷刑;還有首先入侵襲擊計畫發生地阿富汗,然後入侵與9·11襲擊計畫無關的伊拉克戰爭。

這兩場戰爭耗費了數萬億美元和7064名美國士兵的生命,是9·11事件中死亡人數的兩倍多,並導致了美國退伍軍人的自殺危機,總數超過3萬人自殺身亡。最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成千上萬的平民在衝突中喪生,這些衝突要麼是為應對9·11襲擊事件而發起的,要麼是因其後果而產生的。今年夏天,隨着美國開始結束其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POLITICO的記者接觸了9·11襲擊發生後,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二十幾位美國政策制定者,請他們反思他們幫助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和他們幫助建立的美國國防體系的利弊。

記者問這些曾經的政策制定者們,他們認為自己做對了什麼,並要求他們坦率地談談如果給予重來的機會,他們會採取什麼不同的做法。一些最著名的人物,包括小布什總統、前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和曾擔任過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的賴斯(Condoleezza Rice)均拒絕接受採訪。但總的來說,有17名曾經的美國政府高官同意接受採訪。而干預“過度”是受訪人士中經常使用的一個詞,用來描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進行國家建設的努力,這種努力取得了戰術上甚至是歷史性的成功;比如在阿富汗賦予婦女權力,但也被認為是助長當地更多暴力的佔領行為。

這些前官員中的許多人對“全球反恐戰爭”幾乎無限制的範圍感到遺憾,這場戰爭將通常相互競爭的伊斯蘭恐怖組織和在9·11事件中沒有直接作用的專制國家混為一談。他們對美國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因看似無休止的軍事佔領和在道德和法律上受到損害的恐怖分子拘留制度而受到的長期損害感到遺憾。綜合來看,對9·11時代主要人物的坦率評估為防止過去的一些錯誤做法提供了可能,如果不可想象的事情再次成為現實的話。

“小布什政府的信號錯誤是入侵伊拉克”

2001年9月11日,約翰·內格羅蓬特(John Negroponte)正在準備參加國會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以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一職。襲擊發生幾天後,聽證會由時任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的拜登主持。內格羅蓬特回憶說,“參議員們倉促的通過了我的提名任命”。他後來在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後擔任美國駐伊拉克大使,內格羅蓬特則在9.11事件發生後立即幫助制定了美國的反恐政策,首先是確保通過一項聯合國決議,旨在阻止資金通過國際銀行系統流向恐怖組織。

內格羅蓬特的另一項工作是在襲擊發生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通知聯合國,美國正在援引《聯合國憲章》規定的自衛權,入侵阿富汗以推翻塔利班。他說,“我們從來沒有得到過什麼反對”。而當美國提出未經聯合國批准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時,內格羅蓬特也是駐聯合國的大使。他後來成為了美國國家情報局的第一任局長,負責改革在9·11事件發生前組織不力,而且經常相互之間並不合作的美國各大情報機構。現年82歲的內格羅蓬特現在是國際諮詢公司麥克拉迪投資諮詢的副董事長。他認為,在過去的20年裡,美國在反恐行動方面已經變得更加嫻熟;但在同一時期,美國最重大的失誤來自於無法在必要的反恐行動和風險更高的國家建設之間畫清界限。

內格羅蓬特說,“我們的(特種)部隊今天比20年前熟練得多,就他們追蹤恐怖分子的能力和我們整合各種情報力量的能力而言,你知道,監視、無線電攔截、人類情報等等。今天比20年前的效率要高得多。” 他指出,“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反恐與國家建設。這就是界限被越過的地方,也是我認為戰略有時被越過的地方,幾乎是無意的,因為我們的戰略並不明確。我們在阿富汗想做什麼?我們只是想懲罰塔利班並儘可能多地殺死基地組織成員嗎?還是我們也想幫助他們建設自己的國家?我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有點滑向了這個角色。然後突然間,我們手上的情況比我們之前估計的要大得多。一旦你進入國家建設,你就進入了安撫工作。你進入了各種資源的更大支出。”

內格羅蓬特說,“(小布什)政府的信號錯誤,如果你願意的話,就是進入伊拉克。許多人對此感到憂慮。”他說,“當時我很失望,我們沒有給(聯合國)一個檢查的機會。我認為,以我的責任水平,這是一個嚴重的戰術錯誤。如果他們給我們的檢查過程更多的時間,我們最終可能會證明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讓他們滿意,但他們沒有這個耐心。”內格羅蓬特談到,“歷史不會停止,但直接的代價,當然是我們的部隊失去了生命。我們以為這將是一場小菜一碟的戰鬥,結果當我們入侵那裡時是一場相當惡劣的戰鬥。這就是損失。”

內格羅蓬特表示,“雖然在我看來,入侵是一個代價高昂的錯誤,但故事還沒有結束。我肯定會請求拜登先生的一件事是,他可能已經從阿富汗撤出,但請不要撤回我們在伊拉克正在進行的剩餘努力。我們不要讓這成為一個 雙重災難。”

“我們曾處在一個每個問題都是軍事問題的世界裡”

從美國空軍退役的四星上將理查德·邁爾斯(Richard Myers)在9·11事件發生時擔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他在2001年10月1日接任主席一職,即襲擊發生後三周,美國入侵阿富汗以推翻塔利班並追捕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的一周前。當隨後美國為入侵伊拉克作為“全球反恐戰爭“的一部分進行辯護時,邁爾斯仍擔任美軍最高軍官一職,他也曾警告說,為了防止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另一次大規模傷亡襲擊,有必要入侵伊拉克。現年79歲的邁爾斯現在是堪薩斯州立大學的校長。

時隔二十年後,邁爾斯談到,“我認為情報界的重組是我們做對的一件事。我認為成立美國北方司令部是我們做對的一件事。讓人考慮到我們當時沒有想到的威脅。”而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軍最終被要求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中東、非洲和菲律賓的其他一些戰線上發動一場全球反恐戰役,在9·11事件之後的戰爭中總共部署了約400萬名美軍--遠遠超過了美國使用的外交、經濟援助和其他破壞極端主義運動的國策工具。邁爾斯說,“我認為我與原來相比會做的不同的事情是,試圖更有效地促進這個利用所有國家權力工具的想法。很明顯,我在這方面不是很有效。我認為,如果我們這樣做了,那麼你就不會讓軍隊首當其衝了。”

邁爾斯續指,“我們所處的世界,每一個問題都是軍事問題,我不認為在這些衝突(伊拉克和阿富汗)中的任何一個是真的(軍事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大不相同的。軍隊必須扮演一個角色,但它可能不是核心角色。而我們一直試圖讓軍隊扮演核心角色。”他說,“有時任務超出了你在了解許多其他動態方面的能力,不僅僅是軍事動態。”

“認為你可以整合那麼多政府機構,這幾乎是自取滅亡”

弗朗西斯·湯森(Frances Townsend)在9·11事件中擔任美國海岸警衛隊的情報主管,並在小布什的領導下被提升為負責反恐的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然後還出任了白宮國土安全顧問。9·11襲擊發生的那天早上,湯森正在紐約帶着她剛出生的兒子回家,隨後瘋狂地試圖與一位朋友和前同事約翰·奧尼爾(John O’Neill)取得聯繫;後者不久前才成為紐約世貿中心的安全主管。他在這次襲擊中喪生。59歲的湯森現在是視頻遊戲公司動視暴雪的企業事務執行副總裁。她在採訪中說,“如果你問我,‘塔利班會不會在9.11事件20年後重新在阿富汗掌權,並控制首都喀布爾’,我會認為你瘋了。我覺得這特別令人心碎。數以萬億計的美元和美國人的鮮血流淌。如果我是一位犧牲美軍的母親,我就會感到很糟糕。”

湯森說,“現在有些事情,我希望我們在當時做了,這是肯定的。我們本應更努力地推動巴基斯坦。對我來說,有一大堆原因很清楚,巴基斯坦人說他們是我們的盟友,但當涉及到操作和情報共享時,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我確實為塔利班的持續力量......(應)指責巴基斯坦人。”她補充說,“我認為,在......抓到本·拉登的突擊行動之後,我們又失去了一次機會。那是一個我們可以對(巴基斯坦)真正加倍施壓的時刻。...但我確實認為這是一個我們應該利用的時刻,對巴基斯坦施加額外的壓力。”湯森說,後9·11時代的標誌性美國國內安全重組是一個考慮不周的過度行為。

湯森說,“我認為,我們精心設計的權力方面犯了一個錯誤”。她指的是設立美國國土安全部,“我們把所有這些不同的機構放在一個地方,然後想知道為什麼(國土安全部)沒有作為一個單一的凝聚力單位運作。它一直在為這個問題而掙紮。我們希望有一個機構,獨特地專註於跨越我們邊界的人和事。如果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那我們就應該把它如此設立。” 湯森說,“我們和特勤局的人在那裡做什麼?我可以看到海岸警衛隊,你可以看到海關及邊境保衛局、移民和海關執法局。有很多東西你可以放在那裡。......有23個機構(的職權)進入了那裡。我認為,你可以整合這麼多機構幾乎是自取滅亡,我認為我們試圖做得太多了。” 她續指,對美國內部威脅的關注也太少了。

湯森說,“當我在白宮的時候,並不是沒有極端環保主義分子和光頭黨,但這並不是一個可以與外國威脅相提並論的威脅。因此,(應對國內威脅)分配到的資源要少得多。如果你在20年前問我,我是否認為(會有)像我們所面臨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造成像夏洛茨維爾和1月6日這樣的國內威脅--我絕不會相信。”她補充說,“因此,我發現坦率地說,由於國內威脅的嚴重性,我們現在發現自己不得不在兩條戰線上平等地作戰,這令人心碎。我們對它談得不夠,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人們因為政治原因而不敢談論它。如果我們不能找到共同點,將資源、時間和注意力放在國內威脅上,我們對抗這種威脅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我對此真的很擔心。”

“我們應該把阿富汗軍隊訓練得更像塔利班:更輕、更快、更致命”

美國海軍前四星上將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在9·11事件後不久授任指揮了“企業”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在晉陞為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的高級軍事助理之前,斯塔夫里迪斯監督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軍空中行動。2009年至2013年,斯塔夫里迪斯擔任北約盟軍最高指揮官,當時美國及其盟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部署的部隊人數是最多的時期。現年66歲的斯塔夫里迪斯是一位作家,也是私募股權公司凱雷集團的常務董事。

斯塔夫里迪斯說,“我們未能真正地、深刻地理解(當地)獨特的文化、歷史、語言的複雜性,以及作為一支外國軍隊在阿富汗開展行動的總體挑戰。這些對我們來說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對外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地方,他們要進來並施加他們的意志。”斯塔夫里迪斯指出,“我們應該從越戰中吸取教訓。很明顯,我們有......傲慢、自大,我們認為我們可以通過訓練來擺脫這些問題。我們原以為可以留下一支合格的、有能力的阿富汗軍隊。”

斯塔夫里迪斯說,“我們應該認識到,阿富汗軍隊不可能反映出我們擁有的那種軍隊。我們應該把他們訓練得更像塔利班,更輕、更快、更致命。不依賴主要裝備,不依賴精緻的指揮和控制以及高級情報。我們本應建立一支不同的阿富汗軍隊。”他續稱,“我一直認為,一個更平衡的方法,不僅包括軍事,而且包括外交、發展、文化和對歷史的欣賞,所有這些都在一起,有時被稱為‘聰明的力量’,而不是軟實力或硬實力,會是一個更全面的方法。”他認為,伊拉克戰爭不僅在執行上是一個錯誤,而且在其概念上也是一個錯誤。

斯塔夫里迪斯說,“我們應該入侵伊拉克嗎?不,因為我們是根據錯誤的情報去的,這些情報當時告訴我們薩達姆擁有一個核武器計畫。那是一個錯誤。國家就像人一樣。他們有些事情做對了,有些事情做錯了。衡量任何國家的標準是其是否從錯誤和成功中學習。”

“伊拉克和9·11事件之間沒有任何聯繫”

2001年,約翰·麥克勞林(John McLaughlin)在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他回憶說,“(那年的)整個夏天,我們都看到威脅報告的激增。我們曾在5月和7月兩次去白宮,在大約半小時的提前通知下,說:‘這裡的警報器都在響。我們要被攻擊了’。我們無法預測襲擊發生的時間、目標或方法。” 9·11襲擊發生後,麥克勞林很快就成為中情局為追捕、殺死或抓獲基地組織領導人而發起的“秘密戰爭”的政策設計師之一。79歲的麥克勞林現在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教授。

麥克勞林說,“嗯,我不認為在當時有很多選擇。我不會說(秘密戰爭)是正確的決定,這只是一個決定。換句話說,軍方對這樣做不感興趣。在這一點上,轉向中情局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然的。”他續稱,“在那個非常初始的階段,我認為我們做得都很好。我們基本上在軍方的幫助下擊敗了塔利班,我們分解了基地組織,並最終將他們收拾了,至少是9·11時代基地組織的領導人。”然而,中情局採用的方法將困擾着該機構。

麥克勞林說,“我們面臨著時間壓力。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定時炸彈的情景,而且是相當真實的。我們有報告說基地組織有核意圖,我們有報告說紐約市有炸彈,我們有報告說會有第二波襲擊。”他說,“我們有炭疽病毒襲擊的報告,但沒有人知道它們會來自哪裡。國會,我將告訴你,在非公開的證詞中,當我們抓到其中一些人時,我們得到的建議是:‘做你必須做的事’。”他稱,“事實上,這幾乎是令人震驚的,因為我們正試圖在這裡保持法律參數。”

在談到審訊技術時,麥克勞林說,“中情局在做這件事時沒有任何熱情。中情局當時知道如果它被公開,就會引起爭議。”他續稱,“中情局(內部)當時辯論了其所採用審訊技術的倫理和道德,並得出結論,如果我們不從這些不是戰場上的士兵--他們是基地組織的高層領導--那裡獲得信息,美國人就會死亡,我們的手上就會沾上美國人的血,這不是特別符合倫理或道德。”他補充說,“如果我們沒有得到這些信息,我們就會被譴責為失敗。”但麥克勞林說,將反恐戰爭擴大到基地組織之外,針對伊拉克等恐怖主義國家支持者的,所謂“邪惡軸心”戰略則是一個錯誤。在當時向國會作證時,麥克勞林對薩達姆政權對美國構成的威脅程度提出了疑問。

麥克勞林評價說,“我認為,現在回想起來,甚至在當時;我認為這不是一個考慮問題的明智方式。我沒有看到將其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的方法。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變得非常清楚,薩達姆和基地組織之間根本沒有行動上的聯繫。伊拉克和9·11事件之間沒有任何聯繫。”他續稱,“關於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可能是(小布什)政府使用的公開理由之一,但我認為那屆政府決心無論如何都要與薩達姆開戰,而這是解釋(伊拉克戰爭)的一種方便方式。”

麥克勞林說,“我認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個案子的理論是,如果你能進入伊拉克,拿下薩達姆,在一個主要的阿拉伯國家證明民主可以紮根,那民主制度便會在中東地區傳播開來。在2011年,當阿拉伯之春發生時,一些人可能會說:‘哦,它正在發揮作用’。當然,除了突尼斯,阿拉伯之春 並沒有在任何地方紮根,它反過來導致了敘利亞的內戰,利比亞秩序的崩潰。當然,敘利亞的內戰為‘伊斯蘭國’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事情變得更糟。”

“國會本不應該授權政府使用軍事力量,但我們這樣做了”

南達科他州的湯姆·達施勒(Tom Daschle)在9·11事件發生時是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他在推動國會通過《使用軍事力量的授權》以追擊阿富汗及其他地區的全球恐怖組織和入侵伊拉克,以及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創建國土安全部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所有這些都是他支持過的動議。現年73歲的達施勒經營着自己的華盛頓遊說公司。他回憶說,“9·11襲擊發生時,我和(前宇航員、已故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約翰·格倫(John Glenn)坐在我的辦公室里”。達施勒介紹說,“當第一架飛機撞上了世貿中心,我說,‘你看,一架飛機墜毀了’。格倫回答說,‘我可以向你保證那不是(職業)飛機駕駛員(所為)’。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是第一句話。而他是對的。”

一年後,美國國會實現了小布什政府選舉前的願望:通過國會決議對伊拉克開戰。達施勒對當初贊成的這一決定感到後悔。他現在說,“我們本不應該授權使用軍事力量,但我們卻這樣做了。(小布什)政府確實在催促我們在(2002年)選舉前完成這項工作。我對當時的做法感到遺憾。我認為許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數人,今天也有這些遺憾。由於這些行動,我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付出了生命和財富的代價,我們都必須為之承擔一些責任。”達施勒坦言,“我希望我們原本應在《愛國者法案》和在伊拉克使用軍事力量的授權上能更多地進行審議。”

達施勒說,“我們匆忙通過了《愛國者法案》,再次給予政府巨大的權力。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們也願意在沒有更多檢查和平衡的情況下下放這一責任。在過去20年裡,我們一直在努力,並成功地解決這些問題。但我認為,幾乎每個人都承認,我們在如何起草它以及隨着時間的推移它的影響方面犯了錯誤。我認為這將繼續是一個持續的責任。但這也是一個持續的挑戰,因為隨着新技術能力的出現,隨着環境的變化,我們將不得不繼續詢問目前的法規是否需要繼續改革,從而找到這種平衡。”

達施勒指出,“多年來,國會默認將越來越多的國際(軍事)參與機會交給總統,在兩黨中都是如此。我們總是可以取消資金撥款,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來阻止這個雄心勃勃的議程。但這並沒有發生,至少沒有達到我們......可以防止它發生的程度。”

“沒能抓到本·拉登,使阿富汗戰爭在今後的許多年裡困擾着我們”

卡爾·艾肯伯里(Karl Eikenberry)是一名退休的美國陸軍中將,他曾於2005年至2007年擔任駐阿富汗聯軍指揮官,2009年至2011年擔任美國駐阿富汗大使,時任總統奧巴馬批准向阿富汗“增兵”4萬人以擊退塔利班的進攻。現年69歲的艾肯伯里是沙特阿拉伯國防部的一名高級顧問。在9·11事件發生的那天早上,在美國陸軍部總部任職的艾肯伯里正在五角大樓三樓的辦公室與另一名軍官開會,一架被劫持的客機撞向他下面的樓層。

艾肯伯里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我感到一陣震驚,少校和我的頭被甩到了牆上。......我看着窗外,它突然變成了橙色。由於上帝的恩典,五角大樓的那一面牆......是第一個被翻修的,而翻修的一部分是放上了聚酯樹脂......一種防碎玻璃。......如果五角大樓在我這一側的牆沒有被翻新,那麼就會有巨大的傷亡,包括我自己。”

艾肯伯里說,“我打開了一扇通往台階下的門,我認為可以讓我們出去,火焰從台階上冒了出來。於是我們向另一個方向走去。......現在的煙霧太濃了,呼吸都變得非常困難。......然後我們聽到了突然的轟鳴聲。轟鳴聲是五角大樓那部分的坍塌,飛機在那裡墜毀。......我們已經爬過了那個斷層區。我們到了五角大樓的中心,到了院子里,大家都在那裡集合。當時,我才知道世貿中心被擊中了。......我不知道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但我知道我們在戰爭中。”

在艾肯貝里看來,從關注阿富汗到關注伊拉克的相對快速的轉變導致了 “反恐戰爭”的長期失敗。他說,“這並不是說在9·11之後有一個入侵伊拉克的詳細計畫,但我認為一些文職領導人可能有一種感覺,即我們想迅速處理阿富汗問題,然後轉向並把主要精力放在伊拉克上。沒能抓到本·拉登,就把(阿富汗)的努力置於巨大的、巨大的風險之中,這困擾了我們今後許多年。”他續指,“因此,那些關於不向阿富汗投入大量地面部隊的決定,導致本·拉登成了漏網之魚。你能想象嗎,假設在2001年11月15日,我們從阿富汗得到消息說本·拉登已經被抓或被殺,和他在一起的副手都被抓或被殺,我們是否認為10年後我們會有10萬軍隊在阿富汗作戰?”

艾肯貝里說,美國在阿富汗任務失敗是因為不清楚任務是什麼。他指出,“任務中的矛盾如此之大,以至於我認為無論誰是最高外交官,誰是最高軍事指揮官,誰是發展援助計畫的最高負責人,我們都無法完成我們被告知要完成的任務。”艾肯貝里說,也許最好的政治解決方案是由聯合國將其作為一個保護方,為期約5年或10年,但保護方隨着國際聯盟的成立而消失,所以這不是一個選擇。於是決定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模式。這是一個非常集中的、法國式的系統。”

“我認為我們在某些方面做得出圈了”

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9·11事件發生時擔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是五角大樓的第二號人物。當第三架飛機撞上五角大樓時,他剛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吃完早餐回到辦公室,他感到大樓在顫抖。“我們怎麼會讓這一切發生?我們能做什麼來防止它?”沃爾福威茨他回憶說,他在想。“我們又能做些什麼來確保防止下一次的發生?”沃爾福威茨在五角大樓工作到2005年,後來被任命為世界銀行行長。現在77歲的他是華盛頓保守派智囊團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也是胡佛研究所的傑出訪問學者。

當被問及他最自豪的成就之一時,作為伊拉克戰爭最突出的支持者之一,沃爾福威茨卻提到了“生物盾牌計畫”。他說,“我們確實開始了,我認為是以一種非常嚴肅的方式,準備在美國發生炭疽病襲擊時進行處理。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今天甚至受益於像‘緊急使用授權’這樣的東西,它使我們能夠根據《國防生產法》,在面對這種大流行病時,不僅獲得疫苗,而且獲得其他東西。”他早就對阿富汗的失敗認命了。

對此,沃爾福威茨解釋說,“認為這個幾千年來真正沒有過中央政府的國家;當你看一下他們所說的那些地形和人文因素時,有充分的理由試圖從日本或德國,甚至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那些幾個世紀以來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的國家中吸取模式是一個錯誤。這是不可能的。我認為我們在某些方面做得過頭了。我不能說確切的時間。我想說大約10年前。我們在軍事方面變得好高騖遠。”他說,“我們謹慎對待為塔利班領導人提供安全港灣的巴基斯坦,這是一個錯誤。”

沃爾福威茨說,“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相信,我們應該真正對巴基斯坦施加很大的壓力,使其成形並停止支持塔利班。我並不總是清楚為什麼我們沒有做更多的事情。......我真的相信,時至今日,我們讓巴基斯坦逃脫了謀殺。”但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他仍然不願意接受指責。沃爾福威茨說,"我認為,我們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把國家建設作為我們任務的一部分,”我認為,我們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把國家建設作為我們任務的一部分,我承認我可能也犯了某種邏輯。我們所面對的一部分是一個正在失敗的穆斯林世界,而這種失敗使極端的穆斯林得以成功。”

沃爾福威茨補充說,“我們不知道有任何(薩達姆政權)與基地組織的聯繫,但這並不改變一個事實,即這個人曾經擁有所有這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至少曾經擁有過。他確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順便說一下,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沒有強調我們正在努力防止他獲得新的武器,而不是說我們有一些神奇的情報,告訴我們他有大量的庫存。這就是我們被鞋帶絆倒的地方。”

“如果我們當時知道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計算結果會有根本性的不同”

丹·巴特利特(Dan Bartlett)在2001年至2005年期間擔任白宮通訊主任,並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早期塑造了小布什的信息傳遞任務。在9.11事件中,他曾與小布什一起乘坐空軍一號滯空停留。巴特利特現年50歲,現在是沃爾瑪公司事務的執行副總裁。巴特利特說,“(9.11襲擊後),我們的主要心態是為了國家不再受到打擊。我們的觀點是,如果你本質上是在防守,那麼相對於進攻,你將有更大的可能性再次被擊中。在競選期間或後來,‘我寧願在那裡和他們戰鬥,而不是在美國本土戰鬥’成為一種說法,而且這仍然是事實。”

巴特利特說,“顯然,如果我們當時知道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關於薩達姆沒有擁有和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況,計算結果會有根本的不同。這並沒有消除薩達姆是一個威脅的事實,他是一個持續的威脅。如果我們知道這個威脅並沒有一直延伸到他可以部署或提供給恐怖網絡組織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渠道和能力,我們是否會以不同的方式減輕這個威脅?當然,這從根本上改變了情況,但我們當時沒有能力知道這些。”巴特利特批評說,在戰爭初期,通常的官僚政府地盤爭奪戰是如何損害美國在伊拉克取得良好結果的機會的。

巴特利特解釋說,“入侵(伊拉克)後的規畫以及國防部和國務院之間關於由誰負責的分歧,在關鍵時刻減緩了我們的努力。這非但沒有激發通過將薩達姆趕下台而取得的成果,反而促成了環境的不穩定,助長了叛亂活動的產生。”

“我們學到了很多關於我們對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不了解的教訓”

約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當時是康涅狄格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他曾在2000年作為戈爾(Al Gore)的副總統競選夥伴參選。9月11日,利伯曼在擔任美國國會參議院政府事務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後來被改組為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他在國會領導了建立國土安全部以及一個獨立的國家反恐中心的努力,以監督近二十個在國內防禦中發揮作用的執法和安全機構。利伯曼還曾是成立美國9.11調查委員會法律的共同提案人,該委員會是調查襲擊事件以及執法和情報機構未能防止襲擊的兩黨機構。他也是2003年初以美國為首的入侵伊拉克行動的主要支持者。利伯曼現年79歲,現在是卡索維茨·本森·托雷斯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律師。

利伯曼在採訪中說,“人們問,‘你認為戈爾-利伯曼政府會進入伊拉克嗎?’我想說可能不會。但你必須真正理解當時的心情。人們普遍認為,在9.11之前......在90年代......有各種各樣的信號,而我們卻沒有作出反應。我們應該看到襲擊的到來,並採取行動來阻止它。因此,毫無疑問,這是布什白宮對伊拉克的部分感覺。......也許它是一個太遠的步驟,因為你回頭看到所有的成本。”他說,“你必須以一種對可能到來的威脅的清晰認識和想象力來展望未來。但你也必須小心,不要在上一場戰爭結束後再開戰。”

利伯曼強調,“我們學到了很多關於我們對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不了解的教訓。我們在推翻薩達姆這樣的阿拉伯穆斯林獨裁者方面做得很好,但接下來該怎麼做?我們並不了解情況,我們在伊拉克的戰後政策就證明了這一點,那是一個失敗。希望我們能從中吸取教訓。”他補充說,“在9.11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有一個令人難忘的章節。9.11襲擊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缺乏‘想象力’。這意味着我們無法想象人們會做出基地組織對我們所做的事情。但事實是,如果我們看一下90年代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想象,也應該想象。”利伯曼總結說,“你必須小心,不要總是打上一場(過時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