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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達安:法國缺乏政治層面的對華政策討論 拜登與特朗普對華關鍵目的一致

音頻 13:04
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 (FRS)研究員博達安資料圖片
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 (FRS)研究員博達安資料圖片 © 網絡圖片

隨着今年新冠疫情的暴發,美國總統大選的舉行及民主黨人拜登宣布勝選後,美歐將如何處理對華關係問題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我們也有幸今次請來了法國和歐洲的對華外交關係研究新星,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 (FRS)研究員,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又譯巴黎政治學院)博士博達安(Antoine Bondaz)先生來分享他對相關問題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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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請您簡短地描述一下法國當下對華政策的討論是什麼樣的?

博達安:我認為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歷屆法國總統之間存在很多的機會,近幾屆薩科齊總統、奧朗德總統和現在的馬克龍總統,法國方面都希望取得更多的對等關係,包括在商業和經濟領域。因為法中之間的貿易逆差是法國雙邊關係中最大的一環,每年達到近300億歐元。這一數字超過了法國一半還要多的對外貿易逆差。所以法方當然希望能平衡這一貿易關係。目前在部分領域上取得了成功,因為中國在小部分領域上作出了讓步,包括解除對一些法國農產品和食品地禁運以及增加進口等。但我認為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在結構上仍是非常不平衡的,這包括貿易、投資和市場准入等其他問題。法中關係之間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雙方就諸如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問題地國際合作。

就這一問題,馬克龍總統在上任一開始就非常活躍地進行推進,包括他在2018年1月對西安和北京的參觀訪問時,強調就這些問題巴黎和北京增加合作及協調的需求。2019年11月,法中兩國達成了《北京宣言》包含生物多樣性問題,這則非常重要。因為馬賽和昆明原定在2020年會舉辦有關生物多樣性問題的重大活動。但需要明確的是,中國就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作出的讓步尚不是在雙邊關係的框架中作出的決定。除了就經濟問題和針對國際挑戰進行的合作,兩國關係之間當然還包括很多其他的重要問題,例如有關人權方面的問題、科技和安全問題、在事實上與台灣間接相連的問題。我認為這3個問題上進展是非常有限的。

法廣:您認為法國輿論對於應採取什麼樣的對華政策是否有公開討論,其現狀如何?

博達安:我認為在法國公共領域存在兩個趨勢。第一是對中國的興趣正在攀升,這也是由於新冠疫情大流行地發生,以及近期的香港和新疆等時事問題。但與此同時,在法國公開的對華政策討論並不存在,特別是缺乏政治層面的討論。需要明確的是,在這一點上法國與德國、英國及美國都不相同的是,法國的政黨們還沒有給出它們明確的對華政策。或許就一些特定的問題包括新疆有相關表態出現,但在與中國關係的整體問題上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認為法國需要的不是對採取所謂“反華”政策進行討論,那不是重點也不是目的。而是應在對華政策的問題上,對立的主張、見解和論據能都得到呈現,以達到在政界和學界中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討論。首先,這是為了讓兩國之間重大的挑戰能得到考慮,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其次,法國的政黨和專家們能就究竟採取怎樣的對華政策提出一些建議。法國對外交政策問題總體上是缺乏這樣的討論,但其也是在對華問題上特別獨特的現象。當雙邊關係在法國的外交政策中佔有重要地位而相關的辯論較少時,進行這樣的討論則更為重要。另一個相當突出的問題是,在法國絕大多數有關中國的公共討論或就中國問題的研討會都是由中國大使館舉辦的,而不是由大學和智庫這樣的機構操作的。實際上,這形成了一種偏向。而我認為對於任何民主國家來說,進行多元化的公開討論是非常健康的。讓持有不同看法的一方,無論是中使館人員,但也應包括法國專家和官員來參加就中國問題的公開討論,這則能對影響法國的對華政策帶來可能。

法廣:在過去幾個月的新冠疫情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了要讓醫療器具生產線重返法國和歐洲,展現出他對歐盟主權這一概念的支持,那麼法國輿論的對華態度和政策分析是否發生了逐步的演變,這又是為什麼?

博達安:我認為過去幾個月中,在歐洲特別是法國發生的最重要的轉變是,覺醒到我們對一些中國生產的必需品的依賴。需要明確的是,法中兩國之間的貿易僅佔到法國全部貿易總額的7%到8%之間,這與中國和韓國、澳大利亞甚至台灣的現狀都很不相同。我們確實在一些必需品上相當依賴從中國進口,我們也需要增強彈性,這意味着擴展我們的貿易夥伴,以確保在一些產品上我們並不完全依賴單一市場。馬克龍總統今年4月和6月宣布的是要增強法國在工業、醫療和農業等領域的自主,這也需要從歐盟層面上採取新的倡議以確保我們具有更強的彈性,更廣泛的夥伴及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我認為法國公眾對這一主張還是相當歡迎的,特別是大家在疫情初期2月和3月,當沒有口罩和保護器具時大家所經歷過的痛苦經歷。這也使得讓很多法國人意識到在一些必需品上我們過於依賴中國。而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為貿易保護主義,不是對自由貿易進行質疑,而是需要確保我們在任何必須品的問題上都不要過於依賴一個國家。中國這樣做,我們也應該如此行事。這也是馬克龍總統向中方傳達出的信息,我認為其也得到了法國社會的支持。目前,關鍵的問題是光覺醒是不夠的,而是如何將最終能增強我們的快速恢復能力的政策加以落實,以減少我們的對外依賴。

法廣:與此同時,默克爾總理領導的德國政府經常被外界批評對華政策過於強調經濟層面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驅動性,但目前看來德國有更多關於地緣政治威脅和與中國存在的意識形態區別的討論,您能告訴我們德國對華政策目前的討論是什麼情況,是什麼趨勢了這一變化?

博達安:我認為在中國問題上德國確定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現象至少從2016年中國的美的集團對德國機器人公司庫卡的收購開始。這引發了在歐盟層面上針對外國投資篩查機制的討論及其最終的通過和它最近的實施。對於德國來說,這是一個很具有積極性的發展。我認為,事實上,德國對中國問題的討論與法國的情況相比發展的更快、更迅速且更為有效。目前所有的德國政黨無論是基民盟、社民黨、綠黨、左翼黨等對華問題都出台了政策文件,且存在一個非常健康的環境中討論。我們最近還看到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甚至在一次與澳大利亞防長雷諾茲(Linda Reynolds)進行的視頻研討會上表示,德方希望就安全問題採取更為積極參與的態度。德國防長談到了希望維持台灣海峽現狀,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以及德國在區域內應更為積極參與,包括向當地派遣軍艦開展自由航行行動。

這實際上也是法國過去數年來採取的措施,雖然我們不這麼叫它,因為這是一個美國的詞彙,但其還是法國告訴各方正在就自由航行情況,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進行調整的一種方式。德國發生的演變是正面的,還包括德國外交部今年9月發表的印太地區政策文件。這或將致使歐洲對印太地區和中國問題採取一個更為團結的立場,這也是巴黎和柏林在未來數月將推進的議程。對於法方來說重要的是,確保2021年就中國和印太地區出現更多的討論,使得到了2022年第一季度當法國成為歐洲理事會輪值主席國時,一些相關的決定可以得到歐洲理事會的投票和通過。

法廣:類似的情況也在歐盟出現,您能介紹一下目前在歐洲層面上對北京存在哪些顧慮?

博達安:歐盟內部對中國的憂慮越來越多,特別是我們在東歐的朋友和夥伴們。他們在過去數年中所面對的中國錯誤信息,中方通過投資在當地購買政治影響力,中國對媒體和大學的影響等問題。我認為歐盟成員國中就對華問題的共識正在增強,相關的利益也在彙集。這也使得歐盟去年首度發表了對華戰略遠見報告,並得到了歐盟委員會的通過。該報告將中國定義為一個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其意味着中國提供的是與自由民主不同的另一種模式,致使在事實上造成雙方之間制度性的較量。所以正在增強的共識和利益地交彙是一個新的事物,在歐盟內部無論是歐洲理事會,還是歐盟委員會關鍵性的政策則尚未得到實施。我們可以說,在對華問題上歐洲和美國重要的區別是,美國已經覺醒而目前正在採取關鍵性措施,而在歐洲我們尚處於覺醒階段,雖然有越來越多相關的口頭外交,但尚未採取關鍵性決策。

如果我們以華為為例,歐盟是在國家層面處理的相關問題,每個成員國都採取了一個特定的政策。但對於中國整體而言,統一戰線的協調是頗具局限的。儘管馬克龍總統和法方採取了建立這種統一戰線的嘗試,馬克龍在去年曾兩度展現出這一努力。第一次是2019年3月,他邀請了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時任歐委會主席容克來愛麗舍宮,與對法進行國事訪問的習近平總書記舉行了四方會談。第二次是,馬克龍總統去年11月對上海和北京進行訪問時,也邀請了時任歐委會農業專員菲爾·霍根(Phil Hogan)和德國教育和研究部長一同訪華。所以確實有建立這一統一戰線的嘗試,但要達成這一目標仍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中方當然也正在對我們不會如此團結下賭注。

法廣:很多人認為,特朗普總統最大的外交遺產之一是徹底在西方國家和他們的外交政策精英中,改變這種維持現狀和以貿易實現轉變的對華問題敘述方式,您如何評估他的對華政策遺產,包括正面和負面的方面?

博達安:就你提出的最後一點,是否真的是特朗普使得其他國家對中國發生的事情進行考慮,我是同意的。但我還是認為這種覺醒在特朗普之前就發生了。我認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主要問題不是其希望達成的目的,例如讓中國打開市場,遵守其對國際社會的承諾等,這些都是正面的東西。歐洲與特朗普政府發生的一些問題是,究竟應採取何種方式來達成這些目的。應該怎麼做,如何與中國競爭等相關問題。我認為從中方來看,特朗普所展現出的侵略性是間接地加快了美國的衰退,其降低了美國的形象,對美國的對外交流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特朗普在國際組織中採取的單邊政策對美方與盟友所需要的協調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包括美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可以說,特朗普希望達成的目標與歐洲一致,但其所採取的方式使得美國有些過於孤立,並對歐洲方面給予了過多的壓力。

而我們當下可以從拜登政府所預期到的是,不是一個美國在對華政策的U形重置,或完全的大逆轉,而是確保採取一個新的方式,使得美方與盟友和夥伴的合作成為政策關鍵。讓有條理的、具有連貫性和可信度的政策回歸。拜登作為候選人在最後一場總統辯論時曾明確表示,“中國必須遵守國際規則”,這則是非常重要的。未來數月,特別是明年一月後的關鍵問題是,我們應觀察美國是否重回這一多邊主義的行為方式,建立新的以應對逐一議題為基礎的對華問題聯盟。這是因為一個聯盟無法以偏概全,例如在人權或科技問題等,所以必須建立以逐個議題為基礎的聯盟。我相信這種多邊主義的倡議或框架將是更為積極的演變,不僅會促進美國的利益,也會促進歐洲方面的利益。

法廣: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 近來曾多次表示,“在過去數十年來,美國最大的外交政策失敗就是我們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他指出,“這是因為我們沒有注意中共的意識形態,不注意聽中共領導人的言論,不注意看他們在重要文件中所寫的內容,對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們只相信我們希望相信的方面,認為這些黨員只是名義上的共產主義者。”您如何看他對美國政策的這一分析?

博達安:非常重要且需要留意的是,要意識到光相信中國官員所說的話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確認中方自己的承諾應得到落實。我想引用一下習近平的話,當他2019年3月到歐洲訪問時,他大概說了我們在腦海里和對未來不應有擔憂這樣的話。從中方的角度而言說這樣的話既重要也理所當然,但我們應避免對中方的承諾進行此類盲目的信任。而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的一些官員則曾經這樣認為。如果我們以南中國海局勢為例,習總書記在2015年承諾過中方將不會把南海“軍事化”,但他們還是這麼作了。在很多其他的問題上也發生了這樣的情況。我認為承諾已經足夠多了,現在應該確保中方對其作出的承諾進行落實。

與中國的關係要看中方的行為而不是嘴上說的話。我不能說我同意奧布萊恩的分析,但我認為在很多西方國家包括美歐的領導人從面值上就接受了中國領導人的承諾,而不是更多地去關注中方的行為,這則是必須要改變的。在某一點上,特朗普政府採取的措施並不總是好的,有時太過具有對抗或侵略性,但其目的是確保中方遵守自身作出的承諾和規則等。這則是當下很重要的事情。

法廣:奧布萊恩的副手,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在最近的這一次演講中提出,“特朗普在任上確立了兩個值得強調的原則,這就是:對等和坦率”。您如何看待這兩個原則,我們也看到近來歐洲國家逐漸的意識到對等原則的重要性,而在坦率方面則更少一些?

博達安: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我認為在對華問題上完全需要強調對等。當中方作出諸如開放其國內市場准入,遵守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和減少對國企補貼等承諾時,我們應有所聽取,但還是要確保中方將履行其作出的承諾。當處理對華問題時,所以對等原則作為一個關鍵的問題和概念正在更多地被歐洲官員們採用。這是一個好事,因為歐洲認識到雙邊關係需要對等。第二步,也是最困難和重要的是落實,我們需要確保對等原則事實上得到落實。另就坦率的問題,我認為是應結束戰略上的自戀主義的時候了,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也好都應如此。這種認為西方的模式太具有影響力而中國將必然受其影響不民主化,但最起碼也會達到自由化的想法,無論是社會還是經濟等層面也好,是失敗了。

它之所以失敗既是因為這當然不是黨在中國的目標,也不是中方官員的目標。相應存在的證據顯示,這種一些西方領導人一廂情願的想法被證實是錯誤的。所以我認為對等和坦率,或者說反覆不斷地對等和這種戰略自戀主義的結束對美歐來說都是舉足輕重的。而這並不意味着在所有問題上與中國對抗,我們在很多問題上需要與中方合作,包括對抗疫情,應對氣候變化和防止核擴散及世界貿易等,但我們應停止再繼續天真和一廂情願下去。我們要確保應做工作的不是中方的承諾而是他們的行為。

法廣:拜登團隊的重要顧問布林肯(Tony Blinken)在採訪中提出,作為總統拜登將修復美歐關係,在對華問題上提升美國自身的領先和實力,以及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與中方合作。您認為拜登在外交關係上與特朗普相比有什麼相同或不同?

博達安:我不認為對華政策上會出現U形重置,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的關鍵性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在對華問題上確保對等關係和相應的承諾得到尊重。而重要的不同將是他們兩個政府所採取的手段,拜登政府在對華問題上毫無疑問將更多地聚焦於多邊主義,與歐洲和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一道。在與中國打交道時一定要有更多的協調和合作。我認為對於中國領導層來說這將是最大的問題,他們從美國所採取的單邊主義戰略上獲益良多,無論是美國與盟友和夥伴的問題,還是在國際組織中,過去數年來這使得在事實上留給了中國巨大的權力真空。所以,拜登政府當然將重回國際組織,並強調更多的協調與合作。這對於中方來說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第二點是,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拜登將逆轉對美國的看法。過去四年來,由於特朗普總統和其領導的政府,美國的形象受到了不少的打擊。對美國的負面看法既增加的很快也變得越來越強烈。我認為,拜登政府將改變或逆轉這些對美國看法的惡化,並通過大選和政策提升外界對美國的看法。中國則將不會面臨這樣的局面。中國的形象在過去近年來經受了不少的惡化,特別是自今年年初以來,這則是在未來數月中不會發聲改變的。對於美國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其原因則是美國擁有選舉,可以出現政治上的替代路線以完全改變美國與中國在國際形象問題上的差距。美國的國際形象得到改善,中國則保持負面的形象。

法廣:歐盟的立場是怎樣的,其將如何根據拜登任期改變當下的對華政策,我們看到德國政府向拜登團隊提出一個所謂的“跨大西洋新政”倡議?

博達安:我認為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在很多問題上都能進行合作,或者至少加以協調,特別是在貿易政策上。在我看來美歐之間虛假的貿易戰需要停止。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在國際組織中存在一個共同的利益,那就是打造一個能使中國遵守其自身承諾的聯盟,例如在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在這一方面上,歐盟能向美國接近。過去幾年中出現的問題是,美國強制推行的一些決定以使得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選擇華盛頓,而不是北京。

而需要明確的是,從歐洲的角度來看,歐洲的利益既不與美國也不與中國對齊。對於歐洲來說不應中立是應站隊,但這種站隊應是將具體問題作為基礎進行的。例如在貿易、核擴散、知識產權和政府補貼等問題上,美歐毫無疑問將合作的更為密切。這意味着中方將面臨更大的壓力以使其改變行為,並最終尊重其自身的承諾。

法廣:歐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Josep Borrell )曾提出歐洲與中國對多邊主義的定義理解不同,美國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在一場講話中也曾引述一名中國著名學者的話說,“對中國而言,雙贏就是中國贏兩次”。您對此怎麼看,拜登的任期是否能改變這一現象?

博達安:可以肯定的是,歐洲對中國的多邊主義,或者說具有中國特色的多邊主義的理解,並不是完全擁抱我們對多邊主義的定義。其意味着,中方用一種具有選擇性的,有時還是有可替代性的多邊主義。第一,我們需要的是中方尊重自身的國際承諾,及國際規則和規範,無論是在香港、新疆還是其他的問題上也好。需要重申的是,這不是對內政的干預,而是強調中方應尊重其自身在過去數十年來簽署和通過的國際協議和協定。真正的多邊主義得到落實是具有關鍵性的一點。

這也意味着在國際組織中,中國或具有更小的影響力,至少我們這一方在捍衛我們的利益時會變得更為團結。這對於歐盟成員國和其夥伴來說,無論是在印太地區還是拉美和非洲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更具凝聚力以捍衛我們共同的利益。這不是我們能批評中方這麼做的事情,中國在過去數年中通過建立聯盟以支持中方利益的問題上非常成功。我們需要確保美歐能對這種中國影響力進行反制,以確保我們的利益得到促進。這是一種使多邊主義復蘇的方式。

法廣:最後的一個問題也許或是最根本的問題,一些批評和顧慮認為儘管歐盟越來越展現出在對華問題上建立美歐共同戰略或政策態度的意願,當由於存在的巨大商業利益,此類的倡議將受到無論是華盛頓還是其他地方遊說力量地阻止,甚至一些聲音說華爾街成為了北京最為強大的遊說力量。那麼如果美方無法展現出領導力,美歐之間的這種合作夥伴關係很有可能成為,為了多邊主義而進行多邊主義,取得不了事實上的結果,您對此如何回應?

博達安:我並不這樣認為,因為很多的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的公司都意識到不存在對等的狀況,中國的企業擁有不公平的優勢。他們正越來越多地認識到這一問題,其背後的原因也很簡單,在過去中國的公司不是美歐企業的直接競爭對手,這與今天的情況不同。如果以華為、汽車製造和與環境有關的領域為例,現在有更多的中國公司成為了它們的直接競爭對手。這意味着美歐企業的利益正在發生變化,20年前或更早的時候一些企業或阻擋了某個政治決定,而現在已經不再是這樣了。

我認為大企業中存在確保我們與中國的關係發生變化的意願,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停止對華貿易或進行對抗,而是確保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也意味着貿易公平。我無法肯定在未來的數月中會就這一問題發生真正的演變,其將取決於拜登政府的意願和他們與盟友進行協調的能力,從而使我們共同能向中國施壓,使中方遵守承諾,作出一些讓步。當然,我們將在未來對此進行觀察,什麼都還不能被保證。但我肯定拜登政府至少會作出這樣的嘗試。

法廣:一些人提出,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無法或很難與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進行競爭,一些人口中的重商主義。

博達安:是的,一些中國企業從官方獲得了不公平的優勢。而我們需要的還是促進自由公平的貿易以使得此類作法不被允許。歐洲國家和美國可以採取反制措施以確保中國遵守規則,並達到我們的國家和一系列國家之間實現事實上的自由和公平的貿易。當然這不符合中方的利益,但這屬於我們的利益,因此我們應確保為達到這一目的而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