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南北

周勍谈中国城市人口首超农村

音频 13:37

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12年元月17日发布统计数据称,截至2011年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1949年, 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0.64%,到1978年时城市化率也才达到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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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开始,中国的城市化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0.9%,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了将近6亿多人口,从现在开始,中国每年将以近1000万人口的速度向城市转移,如此巨大的城市化规模,举世罕见。

世界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是在2007年5月23日, 中国比世界迟了三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是在1920年9月13日,中国比美国晚了90多年。城市化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接踵而来的城市化过快的问题多多, “中国土地的城市化”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可以说,中国城镇人口过半所付出的代价也举世罕见。就此,本次东西南北节目请来旅居德国慕尼黑一直密切关注中国户籍制度等中国社会问题的华语作家周勍。

法广: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你作何感想?

周勍:我还是比较疑惑。就是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主要还是以居住地,就是城市或者农村来划分,那我们的城市增长是多少,如果城市增长是很少,那么,农村转化成城市的人口住在原里,还住在农村,城里的医疗保险,就业就没有享受。其实没什么转变,只是一纸政策,政令,说你们是城里人,你们就是城里人了。

法广: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村资源基础上的。一是土地,二是劳动力,但是在过去30年,首先,土地被廉价征走或开发,农村劳动力之低廉也非常之不公平,这些劳动力为城市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但因为他们没有城里户口成为被歧视群体,这就涉及到你一直关注的户籍制度,你怎么看?

周勍:先说城市化转的人口,他们都是大,中,小城市,包括乡镇附近的农村,为什么把他们转成城市人口,主要不是解决经济就业,也不是按国际,像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慢慢地城市扩大, 有就业机会,这样来转城市人口,这是一个自然状态。中国是为了征收大中小包括乡镇附近的土地而将他们转成城市户口。那么转完户口,其他辅助设施都没有。好一点的就是地款,而拿到地款补贴的人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特别是没有工作能力,那么,这些人大部分在干什么?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中国有个城乡结合部的腐败。突然拿到一大笔钱,又没有经营这笔钱的能力,也没有工作生存的能力,就用这笔钱到偏远的地方讨年轻的老婆或在当地赌博,这个也成为中国目前治安隐患最大的焦点。

法广:城乡发展畸形的后果是什么?

周勍:主要与两点隐患:首先给大城市制造了最大的安全隐患。比如现在北京,上海和省会级的城市他们治安案件发生点就在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成为警察系统的一个专用名词。因为城乡结合部在征收了农民的土地以后,农民相对得到的钱比较多,他们在村内也滋生很多腐败等。另外一个隐患就是在离城镇比较近,比较值钱的地方。因为地方当局为了征到增值快的土地,强制暴力征收,乌坎也好,江西也好,几个大的群体性事件的诱因都是因为征收土地,而这些土地都是在城镇附近,因为土地都增值了。从去年往前倒,每年群体性事件高发都是因为土地,如果中国处理不好和农民如何协商苦守几十年才增值的这块土地的收益问题的话,将会导致更大的灾难性的所谓土地革命。共产党靠土地革命起家的,可能亡也就亡在土地再次分配。

法广:中国出现了“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这样一个举世罕见的现象,你对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前景乐观吗?

周勍:非常不乐观。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速度高背后的原因是 因为地方政府要靠卖土地获得地方财政收入。在卖土地的过程中,农民从1957年开始就当二等公民,政治上没有什么权利,不可以自由移动,一直熬了四五十年,到现在土地增值了,政府又象1957年一样,一纸行政命令,又把他们的土地全部夺取了。这是非常可怕的。

法广:据你所知,现在过半的城市人口有城市户口吗 ?

周勍:政府给了他们一个城镇户口,因为户口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符号和证明书,而中国从1957年到现在几十年以来给了户口太多的附加值。现在政府给城镇户口的附加值他们都没有享受到,等于就是给了一个空空的户口,就换取了包括大饥荒这些所有的灾难累积下来 的土地增值的利益就被换去了。

法广:一般来说,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比重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发达程度。但是,中国城市人口过半与西方相比,你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或不同是什么?

周勍:最大的区别就是西方城镇和非城镇人口的统计数据还是严格可信的,而中国的数据在调查取样过程中没有任何严格的监督,也不透明,这是不可信的原因。另外,西方城镇人口和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首先是建立城市,有了工作机会和相应的配套设施以后,乡村人口就进入城市。中国是政策法令,要么是为了征一块地,要么是为了让上级领导感到这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就会把城市附近的一个县(比如说北京的通县)划为城镇,但是他们还是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但政府把土地收购了,但是那些人的原生态还是农民,他们并不享受城市的工作,文化和文明。

法广:中国说城市人口过半,对中国本身有什么好处?

周勍:这是一个政绩,说明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很快。

法广:接下来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人的居住条件要求不就更高了?

周勍:中国这几年的城镇化进程不是真的让乡下人迁进城里,就是为了征地。好一点的就在原地盖一些楼,按照比市价便宜的价格卖给当地农民。最可笑的就是在一些中小城市附近,土地被征收以后,农民们转成了城镇户口,但是因为没有开发商开进行土地开发,那些农民还是继续种地和从事其他的农业生产。这是很可笑的事

法广:城市化应该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

周勍:我认为城市化的进程一定要由市场来决定,就是说工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城市就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市场的良性调节。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在鼓吹城市化,对地方政府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将几十年以来土地累计的增值效益从农民的手里盘剥过来,转化成地方财政。对中央政府来说,这就是一个面子和形象工程。这是很可怕的,如果农民拿了一纸空文的城市户口,同时失去了土地和土地增值效益,这是对农民多次盘剥以后的最后一次盘剥。农民没有土地,又不能融入城市,他们将成为流民。仔细看看,现在中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大都是城市周围的人因为征地问题引起的。

法广:中国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周勍:这就是要让农民能够分享到改革三十年来的成果,让他们也能享受到城市人能享受到的公民福利和待遇。这可能是目前缩小城乡差距的最有效和最可行的方法。建设城市,把城市无限扩大都是遥遥无期的事。政府说了也不一定能做得到。如果真的想让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现在就要培养农村的中青年在城市里生活的职能,给年纪大的农村人口与城市人一样的社会保险,让他们分享城市化的真正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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