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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分子談校園血案:“拿什麼來保護我們的孩子”

音頻 05:08
作者: 上海特約記者 曹國星
16 分鐘

對近日屢次發生的校園血案,廣東的新聞周報《時代周報》邀請了崔衛平、丁東、夏業良、郭於華、王東成等五名知識分子進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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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首先發言。她說,“最近頻頻發生的校園學童和幼兒園孩子被砍殺的事情,這是近期最重大最突出的事情。我個人幾次提筆,每次都覺得沒有力量甚至沒有力氣去面對這種事情。”

對於行兇的個人,沒有任何可以原諒之處。然而一連串的事件,它像瘟疫一樣正在流傳,不應被看成僅僅是孤立的個人行為。它們像病竈,反映出我們這個社會的某些潛流。

她說,想想看一個人在什麼情況下使用暴力?那是在他的語言失去效力之後。人是會說話的動物,他有什麼要求可以通過語言來表達,他需要有人聽進去他所說的,對他的話有反應,讓他感到自己被吸收被接納了。而如果長時間沒有人朝他看一眼,沒有任何人願意聽進去他的表達,那麼他便可能處於徹底的絕望狀態,因絕望而虛無,而瘋狂。

而這些行兇的人們當中有醫生,也有教師,這些職業都是養育和扶持生命的,最終這些人反過來對幼小無辜的孩子下手。這個現象太反常了,這個問題太大了,背後的東西太沉重了。

孫立平教授提出的“社會潰敗”被廣泛接受了,我們還可以用另外一個詞說明這種現象,就是“人性的潰敗”或者“人性的全面倒退”,倒退到反常,這發生在社會潰敗之後。

一個心理專家說過,一個人當他想要殺人和具體地去殺人,是兩回事。他想殺人是腦子想,但要真殺人看到冒血他會有一個當下的反應,他連續砍很多人,而且是幼兒,他都沒有當下的基本的人性反應,可見他的人性潰敗、失敗、倒退到什麼程度。

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說:“最近連續發生的社會廣泛關注的群體性事情,如果我們把它們僅僅看做犯罪現象,可能會低估它們對社會的持續的破壞力。”

夏業良認為:“有兩個方面要加以重視,一方面是中國人的精神疾病,按照西方精神病學的標準我們是大大低估了,我們只把那種武瘋子當作需要控制的,把他們送精神病院,並強制服用抑制性藥物,控制其行為;但是對數量龐大的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礙患者卻置若罔聞,缺乏足夠數量和質量的心理臨床醫師。”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說,“大家看到這類案件往往把責任歸咎於個體身上:精神病啊、反社會人格、極端暴力傾向等等,想到此就為止了,但是有沒有更早的信號值得注意呢?我們稱為精神分裂之外的那些心理病症,是否得到了疏導?”

這些施害者所為是非理性的,豈只是非理性,完全是瘋狂、暴力、血腥的,而這類極端性的背後是絕望,絕望帶來的是內心極度的扭曲、極度的黑暗。試想如果一個社會中絕望的不是幾個人,而是很多人都絕望,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學者王東成認為,“從表徵上看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事件,要是法律事件就簡單了,誰犯罪就處罰誰。"

如果大家都感到自己受損害、受壓抑,而受損害、受壓抑又得不到解決,得不到緩解,久而久之,就會感到沒希望,心理就會發生畸變,就會產生“我不活誰也別想活”、“我活不好誰也別想活好”的非理性變態心理,這樣整個社會也就“失範”了。

他認為,發生這些惡性事件的原因,就在於制度安排不給人以希望和盼望。可怕在於,傷害常常指向弱者。

郭於華教授說,殺害孩子事件後有家長打出旗號:“冤有頭債有主,前面右轉是政府”,“是英雄去殺貪官,不要殺孩子”。這個報復的邏輯是怎麼形成的?威權之下人們懼怕權力、崇拜權力,不敢觸動權力,也無力去觸動那個權力。

“孩子是這個社會中最弱小、最脆弱的。這就成為強者抽刀向弱者,弱者抽刀向更弱者這樣一個邏輯。弱肉強食,這就成了叢林社會了,這是特別可怕的東西。”

學者丁東提出:人們需要精神支柱,需要終極關懷。宗教在民間發展很快,但有些人擔心這會分散他的權威,分享他的權力,總想阻止這種趨勢。他認為,其實,凡是教會比較發達,信眾較多的地方,公眾的心態比較平和,道德比較善良,犯罪比較少,社會惡性事件也比較少。有教堂的市場經濟優於沒有教堂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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