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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舊上海出版業繁榮的因素如今已不存在

音頻 07:47

映照着上海近代輝煌的租界上海呈現出一種多樣與多元。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所長兼上海城市史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教授經過多年思考,將上海這一時期的發展歸結為四種效應的綜合結果。這四種效應分別是示範效應、縫隙效應、孤島效應和集散效應。熊月之教授接受我們的採訪時,簡單介紹了他的觀點,重點解釋了租界上海在當時中國大一統環境下享有的一種縫隙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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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2010年世博會的上海自豪中仍然流露出某種失落。這種失落表現在九十年代起興盛、如今仍在延續的懷舊情緒,也表現在這個城市對自身近代歷史的不倦反思與研究。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專門設有上海城市史研究中心,上海城市史被列為歷史所的重點學科。

映照着上海近代輝煌的租界上海呈現出一種多樣與多元。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所長兼上海城市史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教授經過多年思考,將上海這一時期的發展歸結為四種效應的綜合結果。這四種效應分別是示範效應、縫隙效應、孤島效應和集散效應。

熊月之教授接受我們的採訪時,簡單介紹了他的觀點,重點解釋了租界上海在當時中國大一統環境下享有的一種縫隙效應

熊月之:縫隙效應是指上海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都處於一市三制的市政格局之下。所謂一市三制,意思是一個城市有三個管理機構:公共租界、法界和華界。這三個機構實行的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行政管理機構,互相間形成很大差異,在這種差異中,產生了一種政治控制的縫隙。不同政治派別的人,不同利益群體的人,在這裡利用這種在中國大一統格局下的縫隙。這個縫隙雖然實際物理空間不是很大,但政治影響極其巨大。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像1903年發生的蘇報案。蘇報案的實質是鄒榮、章太炎這些革命黨人利用租界這個特殊的地點,宣傳反清革命。而像這種行為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是不被允許的,他們一定會被處以極刑。但是,在租界,他們就沒有太大的安全問題。

記者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黨代會也是在上海舉行。這與上海的這種縫隙效應是不是也有關係?

熊月之:對。這裡因為一個城市有三個管理機構,就必然會產生縫隙。由於這些縫隙,就會有控制不了的地方,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勢力就會利用它。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利用了這種控制的縫隙。在1927年以後,共產黨中央機關曾經很長時間設在上海,這些機關設立的地方都是控制薄弱的地方。

記者當時上海的文化產業也非常繁榮,與這種縫隙效應也有關係嗎?

熊月之:是這樣的。由於上海有這樣的政治縫隙,全國各地不同的利益集團就會利用。有錢的人會來,有技術的人會來,有文化的人會來,這就使上海成為中國特有的一個財富聚集地,人才聚集地。

記者:您覺得,在今天的上海,經濟發展,物質繁榮,但他是否恢復了他過去的文化中心的地位?

熊月之:還不能這樣說。上海最多現在還只是一個文化交流的中心。我覺得現在的情況與三十年代相比有本質的差別。文化中心首先要是文化資源的配置中心,還要是文化品位的鑒賞中心,還會是文化交流中心。三十年代的上海,在這些方面是起到了這個作用。但在49年以後,在大一統的情況下,文化資源配置中心不會是在像上海這樣的城市,文化鑒賞中心也不會在這裡,文化人才彙聚中心也不會在這樣的地方。因此,我以為,上海在文化建設方面,有些方面可以和三十年代相連接,但有些東西還是不一樣。

世博會在上海召開凸現了上海國際化的形象,也凸現了上海與世界各地的聯繫,但是,我認為,只是召開世博會還不能說明上海已經成為文化中心。

記者: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出版業非常繁榮,民國時期,中國三分之二的出版業在上海。但是今天的上海在出版業已經沒有這樣的繁榮,怎麼解釋?

熊月之:這個原因比較複雜。49年以前,全國出版業半壁以上的江山在上海,這與上海當時作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人才彙聚中心和文化產業中心,是密切關聯的。49年以後,全國許多城市都具備了比較好的條件,而上海原來特有的某些優勢已經失去,上海再想獲得原來那樣的地位是不可能的。不僅是出版業,在很多其他方面,上海也不及中國許多城市。原因就是形成上海三十年代作為出版中心的要素現在不存在了。歸根到底,可能會追溯到示範效應、縫隙效應和集散效應上來。現在上海已經不是人才彙聚的高地。從人才彙聚層面講,很難說上海比北京強,或者比很多城市強。

人才為什麼彙聚?首先是一個地方比較安全,再一個是他能夠施展才華,第三點是相關聯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產生作用。但現在有些條件已經不存在了。

記者:您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研究近代上海異質文化交織下的社會生活,對於探討人類文化交流的過程、特點、規律有重要價值。那麼,研究這段歷史,對今天上海的建設有什麼可以借鑒之處?

熊月之:我覺得,對於今天的上海建設很重要的一點是:上海原來是中外文化―不只是中西文化―相對比較平靜地交流、交融、交彙的地方,當時沒有某一種文化、某一種政治勢力可以控制整個文化的態勢。中國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好,中國的傳統也好,西方的現代也好,在這裡都沒有一種定位一尊的東西控制他們,因此可以相對平靜的交流,文化中的很多要素就可能產生相互的影響。我認為這有利於克服文化沙文主義。文化沙文主義當時當然存在,西方文化雖然不是處於定位一尊的位置,但是,西方歧視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因素也有。但是,因為有那麼多的文化,就有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的市場,這就有利於緩解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之間的緊張。我認為,這是上海對不同文化交流所起的一個特有的作用,就好像一種文化原生態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