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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穩壓倒司法改革使中國法官成為高危職業

音頻 05:13
Soldiers from the honour guard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line up against a backdrop of a portrait of late chairman Mao Zedong hanging on the Tiananmen Gate, during a welcoming ceremony for Kuwait's Prime Minister Sheikh Jaber al-Mubara
Soldiers from the honour guard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line up against a backdrop of a portrait of late chairman Mao Zedong hanging on the Tiananmen Gate, during a welcoming ceremony for Kuwait's Prime Minister Sheikh Jaber al-Mubara REUTERS/Petar Kujunzic

今年6月1日,永州市零陵區法院發生槍擊案。造成正在工作的三名法官死亡、三名受傷的悲劇,做案人隨後揮槍自殺。但與此前各地不斷發生的暴力襲擊校園惡性事件不同,朱軍反而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輿論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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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州市地處湘西南,與兩廣相鄰,是唐代著名作家柳宗元在其名篇《捕蛇者說》中描述的永州版 “苛政猛於虎”的地方。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從這裡說起。今年6月1號上午,永州市零陵區郵政分局職工兼保安隊長朱軍帶着一支微型衝鋒槍和兩支手槍,闖進零陵區法院的辦公室,先是衝鋒槍掃射,再用手槍點擊,造成正在工作的三名法官死亡、三名受傷的悲劇,最後又揮槍自殺。事件發生後,有人為朱軍的行為辯解說:“他身上還剩下那麼多的子彈,如果他真的是喪心病狂的話,就不止是死這麼幾個人了,他也不會那麼直接了當地自殺了”。

今年第13期《南風窗》雜誌上,作者尹鴻偉的文章接著說,不僅如此,零陵區法院隔壁的一條小巷裡,就是當地政府機關的幼兒園,聯想到此前各地不斷發生的暴力襲擊校園,造成大量師生死傷的惡性事件,朱軍反而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輿論寬容”。第一,他殺的是官不是民,更不是孩子;第二,他還有100多發子彈,卻沒有繼續殺人,而法院旁邊就是幼兒園和一家商場;第三,既然能夠鼓起“自殺式襲擊”的勇氣,最後舉槍自盡,他肯定是有着莫大的冤屈不能申訴,才不得已這樣做的。

耐人尋味的是,永州法院槍擊案發生之後,網絡輿論竟然出現了一片歡呼之聲,朱軍甚至被稱為了“英雄”。對此,有分析人士認為,相比較而言,此前多起校園兇殺案發生後,網民們大都對那些殺人者表示了憤慨,而槍口或屠刀一旦指向國家公職人員,網友們的反應卻大相徑庭,這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思考。一五一十部落上作者胡克的文章接著說,這種歡呼,也讓人們想到當年上海楊佳襲警案發生之後,網民們的反應,甚至有人稱楊佳為“大俠”和“義士”。從“俠客楊佳”到“烈女玉嬌,”再到如今的“槍王朱軍”,隨着各地民眾與官員和政府力量的暴力抗爭,一系列類似的“英雄”稱號也不斷地被製造出來。歷史經驗證明,哪裡有血案,哪裡必有惡吏。如今,民眾對政府官員猖獗的腐敗行為已經形成了一種“新時期的階級仇恨”,面對法官被殺,人們心中卻對案犯恨不起來,已經證明政府與民意之間有着天大的差距。

文章又說,雖然永州法院槍擊案與楊佳案的具體案情不同,但兩起案件所反映出的社會情緒卻是相似的。公安局和法院作為執法和司法機構,本來應該是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衝突的體制化渠道,如今卻成為了聚集社會不滿的焦點,甚至淪為人們發泄不滿的對象。與此同時,針對近期發生的一系列槍擊法官、爆炸法院和硫酸襲擊事件,人大法學院教授陳衛東近日在接受採訪時感慨說:“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後捍衛者,法官如果連自身安全都難以保障的話,又談何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呢”?並斷言說:“法官正在成為一種高風險職業”。(《重慶晚報》6月16號)

對此,有評論寫道,由於民怨已經形成,民眾對司法判決缺乏出自內心的服從和尊重,所以,判決書送達之日往往就是上訪的開始,或者是暴力復仇的序幕。一些司法裁決不僅沒有平息糾紛,還成為某種更為嚴重的社會怨恨和暴力衝突的起源。今年第24期《新世紀》周刊上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涌的文章接著說,究其原因,過去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但與之相匹配的國家制度建設、社會治理方式的改善卻乏善可陳。司法改革之類的深層次問題,並不像人民幣升值、房地產泡沫之類眼下熱門的經濟問題那樣受到重視,事實上,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說,後者的危機是顯性的、可控的,而前者的危機則是潛伏的、長期的,一旦蔓延即是毀滅性打擊,且難以逆轉。

文章又說,目前的改革措施,似乎要把基層法院辦成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法院規模不斷擴大,利用人海戰術,依靠“苦口婆心”與“威逼勢壓”兩項技能,提倡所謂的“能動司法”,號召“大接訪”和“大調解”,去封堵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的槍眼。如此情形,發生永州槍殺法官案與梧州硫酸襲擊法官案,也就難以避免了。在某種程度上,處在風口浪尖的中國基層法官,也成了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在某些方面甚至成為“穿着法袍的民工”。他們的薪水低廉,卻承擔著繁重的勞動,面臨尖銳的矛盾。他們處在權力鏈的末端,卻必須直接面對民眾針對權力腐敗的幾乎全部怨恨。

當前,司法改革並沒有被置於最重要的國家戰略的位置上。司法改革的思路與策略,被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任務所裹挾,重點都落在如何平息當下動蕩的社會矛盾,而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如何重建司法威信這一核心問題反而被忽略了。要知道,對於法院而言,司法威信是其最重要的資產,民眾信服是法院的生命之所系,然而不幸的是,中國司法當前的種種病症,恰恰就在於其威信的破產。

王涌教授的文章最後強調說,要建立司法威信,首先就要保障司法獨立,但長期以來,決策者們卻視司法獨立為洪水猛獸,那些所謂群眾路線和人民司法的口號,使得法律的裁決過程政治化、複雜化,更多地成為一種形象工程。以至於廣大民眾對司法部門的印象越來越差,甚至不惜以子彈和硫酸這樣的極端手段,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