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

長平:我願意把我的恐懼說出來

音頻 08:53
作者: 凱文
27 分鐘

在今天的中國新聞媒體領域,有一個令人矚目的時政評論作者群體,他們年齡大多在三四十歲,年富力強,思維活躍,用平實易懂的文字針砭時弊,把自由的精神一點一滴地帶到公共生活中。南都傳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長平先生就是這個群體的典型代表。2008年他發表的《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互聯網上引發了激烈論戰,促使人們更加反省日常政治宣傳中的民族主義。在近期舉行的“中歐社會論壇”上,本台記者採訪了長平先生。

廣告

 

RFI:長平你好,在這次的中歐社會論壇上,你發言表示,中國的新聞自由必須更加明確化、精細化,必須把新聞自由分成若幹個層次來看待。你能不能為聽眾朋友們簡單談一下這個問題?

長平:我認為,中國的管制和反對管制都有粗鄙化的傾向。所謂管制,通常只是告訴你“什麼不準、什麼可以”,沒有更多道理可講,這就會導致人們的反抗也更加粗鄙化,大家只是想突破禁令,看看什麼可以做,而“可以”之後,更進一步,我們怎麼去做?哪些可以做得多一點、哪些可以做得少一點?我們通常沒有一個精細的思考。

就言論自由而言,它其實不是一句話就可以說明一切的  要麼自由、要麼不自由。按照西方學者的分類,“言論自由”通常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保證自由的意見市場,讓真理顯現出來;二是民主政治的需要,即用輿論來監督公權力;三是個人自我表達的自由。在西方,最重要、最自由的是民主政治的需要,這也是最難被剝奪的自由。但是在中國,這一方面是最容易被剝奪的,甚至在某些具體時候完全沒有。

同時,由於沒能細分出個人表達的自由,比如一些先鋒藝術或者色情言論,大家會不假思索地一竿子打盡。只有通過細分,通過具體的討論,大家才能明白言論自由包含的內容和層次,以及“這一次被禁止的是什麼樣的自由”,它可不可以討論,或者可不可以有更多的空間延展?而如果要麼“是”、要麼“否”,這就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經常我們談到自由,就說“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這就推到了一個極端的狀況,而事實上我們並不是生活在極端狀況中的,所以我們需要在中間地帶進行一個細化的思考。

RFI:你曾經用一種很坦誠的語氣說過,當你自己的文章受到攻擊時,你本人受到壓力時,也會覺得害怕,那麼是什麼原因支撐你在媒體這條路上走下去?

長平:我認為,在專制制度之下,絕大多數人多多少少都會處於恐懼之中。那麼我願意把我的恐懼、我的膽怯說出來,和很多人分享。

有時候我寫了一些文章,大家好像覺得很勇敢。實際上我想告訴大家,我也是一個很害怕的人。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辦?我並不希望大家都要有保證之後,我們才行動,比如明天、明年,或者五年之後、十年之後。(如果)我們有希望,那麼我們今天就行動。但是有時候,我們暫時看不到希望,眼前一片黑暗,未來也很渺茫,這時候我們非常絕望,是不是應該放棄?而我經常鼓勵自己,在絕望中也要尋找希望,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也要堅持自己的原則,堅持內心的理想驅動去做事情,這是更有價值的東西。所以,我確實很害怕,但是我會告訴自己這時候更需要行動。

RFI:很多人都提到,今天中國新聞不自由的現狀,一方面是由於官方的審查,另一方面是自我的審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審查比官方審查更有效。那麼你認為要突破這種現狀,關鍵在什麼地方?

長平:這個社會是一個整體,個人審查是官方審查的一部分。如果只有官方審查,這種審查是不可能完成的。官方通過某種體系,讓你可以進行自我審查,達到管制的目的。

而要突破這種審查,我倒不主張大家都去飛蛾撲火,一下子撞死,但是我們不要放棄,要去試探。在這種時候,一切都是不確定的,我們不知道空間界限在哪裡,除非我們去試探。一點一點地擴展,這個空間就會越變越大。可能到了某個時候,它就會突然打開更大的一條縫,然後是一扇門,看到了更多的光亮。

RFI:但是,一方面我們需要不斷突破限制,擴展媒體的空間;另一方面,大眾媒體又必須時時刻刻自我反省。由於中國社會某些領域缺乏比較有效的自律機制,大眾媒體就作為評判者的形象出現,導致了關於“媒體專制”的批評。你覺得中國的大眾媒體應該在專業問題上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它的界限在哪裡?

長平:我認為媒體在專業問題上應該有更精細化的發展。我們不應該在一個粗鄙化的管理體制中,讓自己也變成一個粗鄙化的對象,那是一種自甘墮落  即使你是反叛的姿態。

就媒體自律而言,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我們不能說,突破了管制  比如官方說不要報道自殺事件,我們勇敢地突破了,我們要報道  就OK了,但是事實上,怎樣報道自殺事件需要有更專業的態度:怎樣採訪才能不傷害自殺者的家屬,怎樣用照片才能表達對死者的尊敬,同時又能滿足公眾的知情權?這些需要有專業化的知識和態度。

再比如法制報道,怎樣做到不幹預司法,或者不形成“媒體審判”?這需要細分:在哪種情況下,記者應當毫不猶豫地去報道正在審理的案件?哪種情況下不應該摻和?我過去作為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的時候,其實有一些很具體的標準。比如說,法官受賄,那就不存在干預司法的問題,因為他本身就是在犯法。或者程序性的規定法官沒有遵守,比如必須經過審判才能確定一個人有罪。如果它沒有經過審判就把一個人稱為“犯罪分子”,那麼這種情況下媒體是可以介入討論、進行監督的。

但是另外一些情況,比如純粹屬於對法律條文的理解,記者和法官持不同的態度,這樣可能就需要謹慎了,應當尊重法官的專業工作。

RFI:圍繞富士康的自殺事件,出現一種比較反常的現象:很多人這一次反而支持政府對新聞的管制,理由是新聞的報道會導致更嚴重的消極的社會後果。那麼你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新聞沒有是否應該出於職業倫理,對自身進行某些限制?

長平:這個案例的報道,的確涉及到媒體倫理的問題。媒體應該持自省的態度。在某些報道上,我覺得可能有不太恰當的表述,給讀者造成一種“期待事件發生”的感覺。另外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在自殺的報道上,是不是會產生“維特效應”  自殺報道會鼓勵更多的人效仿?媒體應該謹慎。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媒體報道的功效是多方面的,不是單一的,它可能還有另外的效果,比如說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以及對死者家屬的安慰。如果發生了這麼悲慘的事情,而從媒體反映出來的這個社會視而不見、歌舞昇平,那麼是一種不尊敬。

另外在中國情境下,有些案件得到媒體的關注,可能會促使相關事情得到政府的重視,這也是種輿論監督。甚至還有一種情況,如果報道得好,它可能會對想要自殺的人產生勸誡作用,因為這並沒有解決當事人想要解決的問題,反而通過自殺給家人帶來了悲痛。這樣的話可能就起到勸誡作用。媒體應當綜合考慮,最後做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