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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模式 : 一個社會失敗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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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月26日是中共改革開放之父鄧小平創立深圳經濟特區30周年。經改30年後,深圳特區究竟成了什麼樣的一個樣板?這樣的特區如何再辦下去?引起越來越多專家和社會人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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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6日是中共改革開放之父鄧小平創立深圳經濟特區30周年。9月6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專程南下出席深圳特區30周年慶祝大會並發表講話,讚揚 “深圳經濟特區是世界歷史上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奇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強調“經濟特區不僅應該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可是,經改30年後,深圳特區究竟成了什麼樣的一個樣板?這樣的特區如何再辦下去?引起越來越多專家和社會人士的反思。

深圳,從當年的一個小漁村變成今天一個面積近2000平方公里,人口900萬的大城市,這裡高樓林立,遍布工業園區,集中了大大小小數萬家企業,平均年經濟增長率在25.8%。從這些數據來看,深圳的確是一個“奇蹟”。可是在這些數字的背後卻暗藏着另一些並不光彩的數字:(1)深圳至少有720萬低收入的“底層”工人,占深圳常住人口的80%以上,其中大部分人受戶口政策限制,至今無法入戶城市,生活不穩定;(2)長期來,深圳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不足900元,最近才調高法定最低工資至1100元;(3)深圳是工人平均工作時間最長而收入低的城市,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時間都在10到12小時以上;(4)數百萬外來農民工靠微薄的工資買不起住房,只能長期住在兵營式擁擠的職工宿舍或者條件極差的廉價出租屋裡。

這些狀況反映出,經歷30年經改過後,為經濟特區作出貢獻的深圳工人,社會狀況沒有得到改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他們依然被當作可壓榨的“廉價勞動力”。

深圳:中國產業工人的悲哀

中國官方高調慶祝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
中國官方高調慶祝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 圖片/Reuters

單靠經濟數據,並不足以考察一項經改計畫是否成功。經改是一個社會計畫,它應該伴隨着社會進步,伴隨着勞動者生活水準、工作條件、居住條件和社會地位的改善,伴隨着他們社會基本權利乃至人權地位的提高。而深圳模式並沒有做到這一點;相反,深圳在經歷30年經改之後,卻成為社會政策方面完全失敗的一個例子。

首先,深圳至今仍然是廉價勞動力的聚集地。自特區設立以來,中國政府向企業和外來資本提供最優惠的條件,卻沒有出台任何政策措施來規範和迫使企業資方改善工人工作條件及向社會發展提供必要的社會回報,甚至沒有規範特區從稅收中撥款用於基本的哪怕是最低的社會福利,而是犧牲勞動者的權益來換取深圳表面的社會繁榮,換取高速的經濟增長數據和“國家榮譽”。

深圳的900萬人口中農民工佔80%以上,是全國廉價勞動力最密集的地方,被外界稱作“世界加工廠”。這裡的工人大多是由於土地被徵用後被迫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尤其是最近十幾年投入中國現代化建設大潮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攜着“淘金夢”到城裡謀生,希望改變貧困的生活處境,卻淪為出賣血汗的“廉價勞動力”。長期來,深圳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不足900元,常常為七八百元(最近迫於工潮而調高全市統一最低工資標準後,法定最低工資也只是月薪1100元);而深圳的房租以及日常生活費用要遠比其他城市沉重得多。而當地企業處除了攫取高額利潤之外,並沒有為社會發展付出任何實質性的“社會成本”。

一種非人性的社會主義

中國媒體今年8月公布的一份由媒體記者撰寫的“農民工收入調查報告”指出,在經濟迅猛發展的珠三角,尤其在有“世界加工廠”之稱的深圳,工資與企業利潤完全“絕緣”。企業利潤增長是一條陡峭的上揚線,而農民工工資增長卻是一條水平線。儘管許多企業十年來規模和效益大幅增加,而農民工的“基本工資十年幾乎沒有漲”。經濟改革並沒有帶來社會進步,勞動者沒有享受到經改的果實,他們始終處在被迫廉價出賣勞動力的“現代奴工”的處境,生活狀況沒有明顯改善。

這份調查報告指出,珠三角的企業平均發展水平超過10%,有的企業經濟效益連年翻番,增長速度超過100%;有些加工貿易企業更是從10年前的“手工作坊”發展為擁有工業園區、先進生產線的大型現代化企業。然而,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十分緩慢,有的一線工人工資還停留在10年前水平。

深圳富士康龍華工廠
深圳富士康龍華工廠 圖片:Reuters/Tyrone Siu

位於深圳市寶安區的先端精密公司是一家日資企業,年產值3億元人民幣,現有員工近600人。該公司今年32歲的普通工人陳德林對媒體說,公司業績每年成倍增長,但公司一直參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來確定員工基本工資,他本人在該公司工作已逾七年,最初月薪700元,而至今基本月薪只增加到1000元左右。

深圳港資企業鹽田港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也是一樣,企業利潤直線上升,而工人工資卻“十年不漲”。該公司員工2007年4月曾向企業提出抗爭,迫使資方同意提高工人工資;而這種提高與工人的付出及社會為企業和資方提供的條件根本不成比例。

前些年不斷爆出眾多深圳制衣廠女工的血淚史,就已令外界震驚。而設在深圳的富士康龍華工廠,就更加是這種“世界加工廠”政策的一個縮影了。這個被喻為“紫禁城”的大型科技園區,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托拉斯”,在不足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30萬工人,實行兵營式的管理。前不久,富士康龍華工廠爆出的一連串員跳樓自殺事件,就很能說明問題。

深圳特區從來就不是勞動者的“天堂”,而是一個“勞工地獄”;一種為了創造所謂經濟“奇蹟”,又能緩解社會壓力的權宜之計;用成千上萬貧窮農民工的血汗打造一種非人性的社會主義。

深圳:工人平均工作時間最長而工資極低

在工人勞動時間方面,深圳是工人平均工作時間最長而收入低的城市,很多企業的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時間都在10到12小時以上。

據中國媒體引述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收集最近兩年珠三角、長三角等23個城市、210家出口工廠而作的勞資統計,“這些企業平均月工資為1145.55元,工人每天平均工作10.67小時,每周工作66.41小時,每月加班120.9小時。國有單位職工法定工作時間每天8小時,每月加班不超過36小時,每年工作不超過2000個小時;而外來工工作量正好翻一番,等於一年幹了兩年的活,收入卻不到國有單位職工的一半”。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世界銀行的普查報告顯示,在中國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費用是每月1685元,這是計算了每個人每天的營養攝入量,兩 個人可以養活四口之家,每周工作40個小時可以得到的水平。按這個標準計算,珠三角農民工要每周平均工作66個小時,每個月加班120個小時才能拿到 1685元工資。

深圳制衣廠里的女工
深圳制衣廠里的女工 圖片/Reuters

今年被首次選為深圳人大代表的女工姚瓊英,1997年就來深圳打工,在寶安沙井三洋微馬達廠已工作了10多年,從最初月薪幾百元的普通工人到現在當上車間主任,每月工資也就2000多元;據她說,她身邊的很多工人至今月薪只有1000多元,為了能多拿工資,工人們被迫靠加班加點來賺加班費,以便每月能給家裡多寄點錢或者留給孩子讀書。

姚瓊英坦率地向媒體描述了工人的生活:“我們每天呆在廠里,每天過的就是上班、吃飯、睡覺這樣簡單又枯燥的生活,在深圳找不到歸屬感”、“我們也買不起房”、“連孩子上學都有問題。”

另一位也是今年被選為深圳人大代表的女工謝素珍(現任深圳賜昱鞋業有限公司招聘主管)也有同樣的經歷。她說:“15年前我就來龍崗打工,工廠如今已有一萬工人,企業在不斷擴大。儘管我的工資從開始的七八百元到現在有三千元左右,但現在家裡每個月租房需要700元,加上生活支出等,所剩不多,根本沒有能力買房。身邊很多勞務工也跟我一樣,有的甚至在這裡打拚了20多年,還是買不起房子。我們勞務工在這個城市找不到認同感。”

對深圳農民工來說,在深圳買房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話題。他們只能長期住在擁擠的職工宿舍或者條件極差的廉價出租屋裡。

至於政府為低收入家庭建造的所謂社會性“經濟適用房”(又稱“平價房”),由於地方官員的腐敗,老百姓根本盼不到。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官員就已透露官員私占“經濟適用房” 是個“公開的秘密”  在深圳的保障性住房中,不算各區,單是市級單位,就有1000多套被公務員佔用。直到今年6月,還繼續爆出官員勾結騙購社會住房(“經濟適用房”)的醜聞。以至於深圳的老百姓質疑,深圳的經濟適用房究竟“經濟”了誰?

最低法定工資成為企業壓榨工人的“底線”

鄧小平當年創辦深圳經濟特區,主要依靠廉價的用地、低成本的勞動力、忽略環保標準等所謂“最優惠條件”,吸引了大量的外來投資,創造了深圳經濟快速增長的“神話”。而隨着經濟發展,特區的社會政策並沒有跟上;或者說,在中共經改決策人的頭腦里,根本就沒有社會政策的概念!

目前中國沿海地區加工企業大多是貼着最低工資標準給員工定“底薪”,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漲多少,工人的工資就漲多少。在政府沒有相關政策規範企業和資方按利潤所得回報社會的情況下,在工人勞動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只要社會成本尚未進入政策考量,所謂“最低法定工資”實際上也就成了企業和資方拒絕提高工人薪酬的一條法律底線。由此而造成的一個結果是,工人為了多掙一點錢,工作時間越來越長。

據有關方面統計,由於工資水平低,農民工的收入增長主要來自加班費,這部分甚至佔到總收入的一多半。為了多掙點錢,工人們紛紛要求加班,因此超時加班現象在深圳大量存在。深圳龍崗區一家電子廠員工楊元秀最近向媒體透露,她所在的工作崗位經常加班加點,三年來她幾乎從未休過假。

最近幾年,深圳成為工人抗爭維權的橋頭堡並不是偶然的。由於政府並不把工人的困境當作政府職能範圍內的事,工人只好自發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深圳的工人自發維權行動證明,中國勞工界呼喚獨立工會的時代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