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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諾貝爾和平獎昭示我們的道理就是堅持非暴力

音頻 11:17
警察在劉曉波家門前阻攔記者採訪劉霞(08/10/2010)
警察在劉曉波家門前阻攔記者採訪劉霞(08/10/2010) 圖片:Reuters/Petar Kujundzic

 中國知名公共知識分子、自由主義者徐友漁曾為爭取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大聲疾呼,劉曉波獲獎後又為其重獲自由大聲疾呼。徐友漁覺得目前中國社會潛伏着極大的、普遍性暴力的危險,而這種暴力的根源來自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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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在劉曉波獲獎後,他和他的朋友認為最應該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說服中國政府理性的、現實的對待劉曉波獲獎這件事情,儘管他本人目前的處境“是空前的惡化”。他表示:“我們要借諾貝爾和平獎這件事說明,任何暴力的手段都是沒有前途的”。他向我們解釋了為什麼劉曉波獲獎後自己和朋友們想要做幾件事,他還談了他對中國能否進行政治改革的看法,以及劉曉波獲獎在中國產生的反響。

法廣:作為一名中國的自由知識份子,您這些年做了好多事情。但您的處境好像一直也不太順利。您也是零八憲章第一批簽署人之一,您為劉曉波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做過好多努力和呼籲,他獲獎後,您又為他獲釋繼續努力。您剛才講您的電話隨時有可能被切斷,您目前的處境應該說是很危險的?

徐友漁:我覺得,對我來說,是空前的惡化。雖然我從前也遭受過各種東西,比方我所在的單位的警告;我自己的各種待遇被非法地剝奪之類。但現在警察這樣平凡的找上門,而且明目張膽地剝奪我的人身自由,剝奪我的行動權利,我覺得這是空前的惡化。

法廣:您說劉曉波獲獎後還想做幾件事,哪幾件事?

徐友漁:我首先想要做的一件事是:劉曉波獲獎後,實際上國內的這種形勢,我們在北京的形勢十分嚴峻。比如10月21號。我們幾個應捷克使館邀請去參加一個文化活動,中途被警察扣押住了。這是我以前沒有經歷過的。我今天要出門,德國電視台請我去做一個節目。警察在十分鐘前來電話,強行我今天不能出門。這些都是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的一個後續的效應和反應吧。這種反應實際上說明了這個政府實在非常蠻橫、不講道理、非理性的對待這件事。所以我覺得自己最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雖然希望很小,就是爭取政府,說服政府,跟他們曉之以大義。希望他們能夠理性的、現實的對待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這件事情。現在實際上他們已經發瘋了。我覺得一個國家的統治者發瘋,這個國家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

我希望他們從發瘋的狀態中解脫出來。雖然希望極小。為此,我自己的行動也採取一個非常理性的行動,儘管他們是自己破壞了現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法律,他們限制我的行動,但是我準備採取一個非常冷靜、非常理智的行動,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非常違心的配合他們的行動,用一種溫和的跟理性的行動讓他們感到:其實,他們如果也是理性的跟冷靜的話,對大家都有好處。對統治者也有好處,對社會也有好處。這就是我為什麼覺得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共當局需要理性的、現實的對待這件事。這件事我們能夠做的很少。因為他發不發瘋是他們的事情。但是我還是想用自己極其克制跟理性的行動,讓他們感覺到理智跟冷靜是有好處的。

法廣:在您的計畫中,還有哪些事要做?您做這些事為了什麼,您內心的希望是什麼呢?

徐友漁:我是這樣想的,像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在中國是一個空前大的事情,需要我們做的事情很多。剛才我談了,第一方面是我們要力爭,甚至用自己的行動來表示,使得中國政府的反應是理智的跟現實的,而不是那種惱羞成怒跟發瘋似的。

另外,我覺得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它還有非常豐富的含義。這種含義我想我有獨特的理解,我想把它傳達給中國的民眾。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含義就是我們在爭取我們的合法的權利、爭取我們的自由、或者說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諾貝爾和平獎昭示給我們的道理就是堅持非暴力的手段。堅持這種和平的、非常克制的和冷靜的方式,而且不要性急,要一步一步的,有耐心。有的時候甚至要有等待。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道理也不見得大家馬上就懂,或者懂得很深透。因為中國現在的社會不公非常嚴重,而且經常是在社會衝突中間時有大量的暴力事件。這種暴力事件,我必須指出:基本上是來自於政府,或者說最終的根源是來自於政府。比方政府跟開發商勾結,黑社會跟城管部門勾結在一起強制拆遷,暴力都是來自於官方。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要讓群眾非常冷靜,非常克制是很困難的。首先是因為民眾遭遇了暴力,民眾的反抗無非是自焚之類,或者到房子上去揮舞一下東西說你們要來我就要跟你們同歸於盡。由於社會極度地不公,由於發生這種衝突引發的暴力首先來自於官方,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中國社會還是潛伏了極大的、普遍性暴力的危險。所以,我想借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件事情,還是要向中國的老百姓宣傳,得到國際社會公認的東西,是非暴力的東西,是非常克制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一方面,有工作需要對政府做,另外一方面,也有工作對人民做。因為你從楊佳事件看出來,有時老百姓被逼得沒有辦法的。因此,我們要借諾貝爾和平獎這件事說明,任何暴力的手段都是沒有前途的。這方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也非常困難,有的時候還要挨罵。但是,儘管這樣,我跟我的朋友,還是準備知難而上,向民眾宣傳和平的理念。

法廣:我們感覺你的處境和您的自由受到好多限制。其實,您所採取的這種和平理性的說服方式,也可以說是一種推動政改的方式。看到您發表的好多文章,包括為推動劉曉波獲諾獎,包括簽署零八憲章,實際上也是從一個側面去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您覺得中國的政治改革有希望嗎?

徐友漁:從長遠來說,我覺得是有希望的。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你看知識份子,一而再,再而三,不斷地發出這種呼籲,人民也有這種要求。甚至中國最高領導人裡面,溫家寶總理,最近講了那麼多次話,說這件事情。從這些方面來看,從長遠看,從大勢所趨的這種角度看,我覺得是有希望,中國一定要走這一步。

但是從現實來看,至少在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毫無希望,在17屆5中全會開會的時候,很多人又是一如既往地抱着希望。結果這個公報發表後,發現實際上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可能性。幸好我沒有抱這種幻想。

在短期內,大家還需要做出極大的努力。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要等待跟想辦法去促進它,而不是現在就幻想有一天一個大家期待的政府就要降臨。

法廣:您覺得,在信息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國內還是有很多的人知道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這個消息嗎?

徐友漁:非常之多。而且,正面的歡呼這件事超出我們的想象。因為這之前我們認為大家不知道劉曉波;要知道,在很多情況下,官方實際上對劉曉波是進行抹黑的,是做了很多負面宣傳的,或者大家對得這個獎也許還是有各種各樣的議論。但是,這一次,我覺得那種正面的肯定,那種支持,那種歡呼的程度,超出了想象。有些人你覺得他本來是對政治很冷漠的,或者對劉曉波平常也有這樣那樣看法的人,但是在獲獎這件事情上,大家的興奮和支持,我覺得超出了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