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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重慶經驗中的強政府與弱社會

音頻 03:40
RFI/Chine

主政重慶的中共市委書記薄熙來以其有別沿海改革開放的特殊施政方式,二零零九年掀起「唱紅打黑」風暴,但對對重慶的發展,中國學界卻有不同認識。據亞洲週刊報道,最近,上海舉行「重慶模式」研討會,由經濟學家楊魯軍、社會學家鄧偉志發起,上海增愛基金會、上海未來研究會主辦,並吸引了來自上海、北京、重慶、江西、福建、廣東的專家學者,香港和台灣的學界人士也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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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學張宏良教授指出:「重慶模式的最大意義在於證明了中國的執政黨仍然具有歷史的轉向能力,如果喪失這種能力,一定會被淘汰。」他認為,「歷史和人民給共產黨的時間不多。一個城市在國家大背景下轉變,比一個國家的整體轉變困難一千倍,給他一些空間做實事」。

社會學家、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指出,重慶模式是二律背反,一方面有普遍意義,另一方面又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是一棵有分枝、充滿邏輯關係的樹,是馬鈴薯式的塊莖。是哪裡有陽光、有營養往那裡發芽的生命體,這裡面有謀略。」「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沒有最終的真理,我們只是方法。重慶把實事求是推進到全新的階段,全世界後現代化理論已經關注這個問題了。」這是顧曉鳴的結論之一,他認為:「我們不可能有一個華盛頓共識來解決所有的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正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實事求是。」

顧曉鳴把中國分為四個生命周期﹕一九一九年至四九年,中國要建立一個模式;四九年至七九年,中國要擺脫蘇聯模式;七九年至零九年,推翻了華盛頓共識,但基本還是歐美模式、歐美概念。「這種概念現在遭遇衝擊,是靠一個勇敢者帶領一樣勇敢的人,創造了中國多種模式中的一種,這就是重慶模式。」這是一個思維變革的模式。

被認為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的主要代表學者的上海師範大學蕭功秦教授指出,重慶模式大概有中共遺留的政治遺產及革命文化的資源來強化政府力量,是一種特別的模式;雖沒有去過重慶,但從一些資訊中感到一些疑慮:中國處於極強政府極弱社會,公民社會缺位,發育會退化,變成只有國家沒有社會的結構;唱紅打黑如沒有界線,怕被左的勢力利用;過多強調理性設計,可能會出現大紕漏,摸石頭過河仍是走出新路的方式;人治如果沒有法治的監督,人們已經有太多的教訓了,沒有法治設計,尤其是公民社會的力量,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強調公民社會發育,強調理性主義的思維,防止文革思維死灰復燃,強調法治社會神聖性應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