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節目

何俊仁:用香港有限的自由說出整個中國人的心聲

音頻 08:00

廣告

在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活動期間,除來自世界各地的海外民運人士之外,香港泛民主派領導人和民主運動知名人物也以其人數之多而格外引人注目。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劉慧卿,香港職工會聯盟主席李卓人、社會民主陣線成員梁國雄等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香港《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永梅等人都趕到奧斯陸,為得獎者被迫缺席的諾貝爾和平獎典禮吶喊助興。面對媒體,他們中很多人特彆強調他們來自中國,而不是像通常那樣說他們來自香港。民主黨主席兼香港支聯會秘書何俊仁接受我們採訪時,對此解釋說,這樣做是為了讓世界知道,中國土地上仍然有一個自由的空間。

法廣:這次在奧斯陸,香港泛民主派有很多代表,在媒體詢問的時候,您特彆強調你們是從中國來,而不是說是從香港來,為什麼?

何俊仁:因為,我們知道大陸內地很多被邀請的人士都不能出來。北京政府希望中國沒有什麼代表,或者什麼與劉曉波相熟的人赴奧斯陸,去觀禮。香港這一面,我們有出入境的自由,我們從來沒有恐懼會被拒絕出境。所以我們特別安排了好幾位要特別高調地去奧斯陸。去表示對劉曉波的支持,也要很大聲地講出來,我們是來自中國。香港有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我們要利用這個有限的自由,說出整個中國人民的心聲。我們相信我們講的話是中國一般人民心中要講的話。

法廣:香港雖然在97年主權回歸大陸,但香港一直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活動場所。每年六四,香港都有紀念集會,內地很多的維權活動也得到來自香港方面很大的支持。怎麼來理解香港民主運動的推動和大陸民主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

何俊仁:正如你剛才所說,每年六四,我們都有燭光聚會。但是,不單是這樣,每年,我們在立法會也提出要平反六四的動議和辯論,過去十幾年 大概十五年,都是這樣的。還有,法輪功在大陸完全是被禁止的,不能活動,被打成邪教。但是,在香港,他們可以平常地活動。(這些)全部是我們香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覺得這非常重要。一方面,我們在回歸以後,我們做的事,就是在中國管制下做的事。我們的抗議也就象徵著在中國土地上的抗議。六四晚會、六四燭光遊行、六四辯論動議,也就是在中國進行,雖然我們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空間。但是,我們做的事有他上進的意義。深圳、廣東那邊,他們看到,他們就會想想:為什麼我們沒有這些自由,為什麼對面的同胞可以有這樣的自由,可以講出他們良心的話。

而且,我們每年六四燭光聚會,都看到不少內地的居民,過來參加我們的活動,也有很多捐款是人民幣。所以,我相信,香港也同時產生一些非常微妙的、深層的、長期的對大陸的影響。我們慢慢地變成一個模範,我們所做的事情會影響大陸同胞去思想。

還有,在香港裡面爭取民主的運動,也就是本地化的民主運動變成整個國家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在香港的政黨―包括反對黨派、民主黨、或其他黨,每天做的事情:批評政府,監察政府等,變成一個很好的模範。我希望內地同胞也可以看看,有不同的聲音,有自由的傳媒,有反對黨派,也是會產生非常積極的很好的作用。所以,我們繼續爭取要有一個時間表,有一個路線圖,爭取逐步地增加我們的民主成分,也是對內地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法廣:那大陸民主化運動和香港的民主進程是不是也是相輔相成、密切相關的?

何俊仁:那當然。我從來相信,如果大陸堅決打壓香港的民主,不給我們達成一個全面民主的制度,讓我們選出我們的政府,那我們要走到這個目標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反過來,他們如果想收回我們現在享有的自由,那麼中央政府也會付出很大的代價。我也相信他不會付出這個代價,除非香港同他的矛盾非常非常嚴重。所以,現在長遠地看,我們有一個互動的關係。我們希望我們在香港長期的、和平的、理性的爭取,也會影響大陸,讓他們考慮香港的情況,考慮現在國內也面對很多、很多問題。那麼,看到香港管制的謀策,他們也慢慢有一個思維、文化上的改變。我希望內地在不久的將來,也會走向民主改革。

法廣:倘若大陸的民主不能取得進展,對香港的民主是否也會有影響?

何俊仁:那當然會有負面的影響。因為香港現在爭取民主,推開民主的大門―不單是香港的大門,而且是整個國家的大門,如果中央堅決反對大陸走向民主化,他們也相信香港的全面民主會對中國有非常負面的影響;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就算他不給香港民主,要收回我們現在享有的自由,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所以,我們爭取民主的過程,也有一個反對倒退,反對萎縮我們的自由空間的效果。那麼,長期的鬥爭就是我們必定要走的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