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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張軍條款”打壓律師執業

音頻 06:20
作者: 上海特約記者 曹國星
22 分鐘

中國法制體系中,最高人民法院是個很特殊的存在。中國的最高法院不像美國最高法院一樣,有憲政意義的仲裁者地位,但與西方各級法院相對獨立,僅在審級和權限上有從屬關係不同,除了作為終審法院外,中國最高法院不但行政上管理和指導各地各級法院的職能,其司法解釋還有準立法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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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中國法院只有權進行法條的解釋;但實踐中,中國最高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尤其是對《刑法》、民商法和相關訴訟程序法發布的司法解釋,因為在各級法院中被普遍適用,有着准立法的效力。

今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了刑訴法修正案,新刑訴法將自明年1月1日起執行。隨後,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等部門都開始醞釀根據新法修訂各自與刑事訴訟有關的規定或司法解釋。

7月31日,最高法院將其制訂的《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下發各級法院進行內部徵求意見,征這一過程將於9月中旬結束,並計畫年底正式發布生效,這一對刑事訴訟法這一“人權基本法”的“司法解釋”長達數百條款,已經是體例嚴密的二次立法。

該司法解釋中的第249和250條,被法律學者披露後,在中國法律界引起巨大爭議,特別是律師界的強烈反對。

該“司法解釋”第249條規定,“訴訟參與人經人民法院許可,攜帶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等辦案工具入庭的,不得使用其錄音、錄像、攝影或者通過郵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報道庭審活動”。第250條規定,“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嚴重違反法庭秩序,被強行帶出法庭或者被處以罰款、拘留的。嚴重者將被法院禁止在六個月以上、一年以內出庭參加訴訟。

根據《南方都市報》的報道,前天下午,上海市律師協會刑事業務研究委員會緊急召開研討會,對這一草案進行研討,與會者批評,最高法院試圖在司法解釋中超越法律規定,為法院賦權,涉嫌“二次立法”。

一般認為,以微博、網絡等方式直播法院庭審,本身是審判公開原則的內在部分,而歐美等法治國家中,除了從法庭尊嚴與法庭秩序出發,規定拍攝或者電視直播法庭的一些限制外,對網絡與速記等,都認為是法庭公開的一部分。

上海律師張培鴻認為,錄音錄像拍照,涉及審判公開,從大原則看,只要不擾亂法庭庭審,都應該是合法的,尤其“錄音錄像拍照設備”的概念非常寬泛,如此規定缺乏可行性。

北京律師毛立新認為,最高法的徵求意見稿是“僭越的權力,蠻橫的司法”,法院禁止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出庭參與訴訟,其實質是“暫停執業”,是對律師執業權利的限制和剝奪。法院對律師直接行使行政處罰權是對行政權的僭越。

毛立新還指出,根據刑訴法,法庭對妨礙法庭秩序的行為有權訓誡、指令法警強行帶出法庭;對情節嚴重的,可以在報請法院院長批准後處以罰款或拘留。但司法解釋只能在刑訴法的規定範圍內進行具體解釋,而不能“法外造法”,自行增設“禁止出庭”的處罰,這是對全國人大立法權的僭越。

1996年版本的中國《刑事訴訟法》的第一百六十一條規定了法庭紀律, 2012年,《刑事訴訟法》被修訂,但是上述條文的內容並沒有任何修改。內容仍然是規定若訴訟參與人違反法庭秩序,審判長可以作出一系列的懲罰決定,但是並沒有權力限期剝奪律師出庭參加訴訟。

此外,根據中國《律師法》的規定,停止執業的行政處罰,只有司法行政機關才有權作出。

律師林東品認為,司法解釋是對法條技術性、操作性的釋法,不是立法,如果解釋超出了範圍,特別是對刑訴法原則性的東西進行了改變,那就變成了立法。法院可處罰律師6個月到1年不得執業,就屬於明顯的擴權,“是非常荒唐的”。

中國司法界普遍認為,最高法院的這一條文規定,始作俑者是最高法院副院長張軍。

  今年5月,有媒體報道,最高法院副院長張軍在一次全國高中級法院副院長的培訓班上稱,“更多的案件,是因為程序上欠公正,該做的沒有做,那麼導致炒作。包括對律師的一些不公正的情況,使得極個別的無良律師在法庭上,控告法庭,嚴重違反庭審秩序,公布出來以後,沒人相信法官,誰也不信法院,只相信那些律師的胡說八道。”

大法官張軍在隨後的發言中還提到,“事實證明法官駕馭庭審能力不高……遇到(廣西)北海、(貴陽)小河區、(江蘇)常熟的律師鬧庭情況時,我們的法官當時就蒙了,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張軍的說法,當時就在法學界以及律師界引發普遍不滿和反彈。

中國律師歸屬司法部管理,相對而言,除了少數經常代理顛覆、煽動顛覆或法輪功等信仰案件的律師,很容易受到政法委系統協調下的嚴厲打壓外,一般刑事辯護律師相對還是有一些獨立性。
當時,律師伍雷發微博稱:“我鄭重抗議最高院副院長張軍關於律師“胡說八道“、“鬧庭“的講話.這位曾經評價李莊案程序合法判決公正的大法官,不斷惡意攻擊律師,嚴重貶低律師形象,完全喪失客觀理性”,更有律師提出,要與張軍副院長“單挑”辯論。

此次最高法院將所謂“鬧庭”,微博直播、博客報道等列入禁令,並規定了嚴厲的罰則,外界當然會將其認為是“張軍條款”,並大加炮轟。

“張軍條款”的推出,與最近半年來,目前律師“抱團”維權,抗議司法不公開的形勢有關,其直接原因與最近半年來,中國刑事辯護律師組團參與的幾個大型刑事案件如江蘇常熟案、廣西北海案與貴州小河案有關。

在上述案件中,地方實力派都通過宣傳部運作,禁止媒體報道。面對強勢蠻橫的司法,律師組團擴大聲勢,除了吸引媒體關注外,也通過微博等途徑第一時間“直播”庭審,不但將控辯之間的爭議公諸於世,並直接“揭露”法庭的程序問題,律師們直接訴諸的是微博民意,以及民眾對程序正義和司法公正的樸素期待。

在貴州小河案中,法庭審判長黃敏等人完全拋棄法官中立,直接參與勸說受審被告人更換律師的庭外非法行動,並在庭審中被律師公布相關證據。

而最高法院雖有律師多次呼籲,不但沒有制止糾正,反而派出官員,在貴州小河法院駐點指導,為法制亂象背書。當時,本台得到消息稱,有內部報告將上述組團維權的律師,將其比擬做台灣美麗島大審一代的維權律師,認為將衝擊中共執政的基本盤。

這是地方強權以維穩打動北京的常見模式,但就上述張軍條款來觀察,似乎這一陰謀論已部分被北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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