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韓德強打人事件看公共輿論的撕裂

音頻 06:19

當權者通過畫定禁區的方式,企圖避免爭論,進而避免極端意見衝擊統治合法性,然而三十年後再回首,弔詭之處顯露無遺:對於毛澤東的歷史評價爭論不僅沒有偃旗息鼓,反而成了滋生極端意見的根源。這個傷口非但沒有隨着時間自動癒合,反而成了民族肌體上的潰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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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下午,在北京街頭的一場遊行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師韓德強和一位白髮老人發生爭執。據事後韓德強自稱,因該老者“咒罵毛主席”,韓兩次動手扇老人耳光,老人也還擊一次。

而事發次日,韓德強即在網上發文強硬表態稱,“遇到造謠、誹謗、污衊開國領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給日本當漢奸的人,我忍無可忍,不能再忍!寧可為此被拘留,也不能讓這等漢奸放肆、猖獗!”“今後如果在遊行隊伍中遇到這樣的漢奸,該出手是我還會出手!犯了法的,我認罪伏法,但絕不認錯。”

以各地都市報為代表的大眾媒體對此“驚詫莫名”,幾乎一面倒地指責韓德強為人師表,卻用耳光代替辯論,戾氣橫生,不足為訓。甚至正統官方媒體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通過刊發文章或微博等形式表達反對意見。新華社的“中國網事”微博諷刺這種舉動是“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我要打得你說不出觀點”。人民日報微博則不點名地批評稱,當正義之聲夾雜暴戾、“真理優越”變成拳頭,我們都要自省:斯文掃地的羞辱、居高臨下的嘲諷,只會導致分化對立、人人自危。另外還有88位八十歲以上老人在互聯網上聯名發表公開信,以激烈語言要求北航將韓德強停課、除名,並追究刑事責任。

從孔慶東口吐“三媽”到韓德強扇老人耳光,反映出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狷狂化和粗鄙化傾向。這種傾向在他們的反對者中同樣存在,此前富有爭議的朝陽公園約架事件就反映出這一點。然而此次韓德強事件一出,同樣屬於毛左“烏有之鄉”陣營的標誌性人物,則幾乎一面倒地表達挺韓立場,

張宏良聲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同時發表文章圍攻愛國學者韓德強,公開與漢奸水軍站在一起,配合美歐輿論妖魔化中國的現象,值得國人高度警惕”。左大培特意託人傳話稱,老頭屬於“沒事找抽型”;老年人不要故意到對立面的隊伍里去尋釁,文革中的很多武鬥都是因為一方故意尋釁造成的;老年人不要倚老賣老。

除此之外,另一種挺韓方式是,象徵性地承認打人不對,但緊接着大力強調被打者也有“過錯”。這種思路以司馬南在《環球時報》上發表的文章《輿論不必聚焦“教授打人”》最為典型,該文聲稱“目前互聯網上的一些輿論對中國開國領袖的抹黑、歪曲甚至造謠,已經超越了一個民族獨立、尊嚴及世俗標準的基本底線”,而司馬南提供的出路是“目前恐怕不是爭論韓教授與老人誰對誰錯的時候。因為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們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右翼勢力及其背後的支持者”。這種刻意轉移焦點的手法,被中國青年報評論員曹林斥為“習慣性拿愛國當耍流氓的庇護所”。

雖然毛左慣用的意識形態語言如“鋤奸”、“掃除害人蟲”等引發很多人的反感,烏有之鄉曾經開列的“清算名單”也引發某些“新文革”的擔憂,但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這些動輒聲稱“鋤奸”的毛左人物顯示出現實的組織能力。不過,極端聲音總是佔據和他們人數比重不相稱的地位,這並不排除左派通過暴力事件實現“同仇敵愾”,反而達到“鞏固基本盤”的效果。

事實上,不同意見派別都已經看到,當今公共輿論的撕裂已經達到幾乎無法對話、無法調和的程度。人民日報微博稱“按圈子分野,按標籤站隊,暴露的是分化對壘,帶來的是撕裂傷害。個性表達不是話語暴力,明辨是非不是對罵攻訐”。但隨後,又習慣性地以語焉不詳的抒情來結尾:“多元時代,能否以包容心存異求同、凝聚共識,是執政考題,也是公民答卷”。

相比之下,頗富爭議的環球時報“單仁平”反而更加直截了當:“輿論中兩派的激烈爭鬥在把他們各自都推向極端,使得他們雙方的共識幾乎成為零。”而開出的藥方則是:“韓德強打人是錯的,圍毆吳法天也是錯的,各地遊行砸日本車是錯的,什邡遊行砸警車也是錯的。把這四句話變成一句話,並成為公眾特別是中國知識界的堅定共識,中國社會的真正理性建設或許就應從這句話開始。”

然而不管是人民日報的暢想曲,還是環球時報以“反暴力”強行畫出損停點,都沒有再向深處邁出一步:從歷史到現實的撕裂和戾氣又從何而來?

如果事關毛澤東只是歷史人物評價問題,或許還有客觀的餘地。但實際上,在一部分左派眼中,毛澤東已經不是普通的歷史人物,而是聖人,甚至是准宗教的圖騰,在這種思維邏輯中,反對毛澤東就不僅是評價問題,而是褻瀆神聖的問題。而以“敬老愛老”、“師道尊嚴”、“斯文掃地”等話語來立論,恐怕並沒有看到問題所在。為了捍衛“偉大導師”、“偉大舵手”的名譽,信徒們是可以輕易跨越這些界限的。

如果再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三十年來這種領袖的卡里斯瑪魅力還能死而不僵?答案或許存在於以中共“歷史決議”為擋箭牌、阻遏歷史研究的鴕鳥政策當中。但是,這一鴕鳥政策無法與時俱進,正在日益面對破產的風險。自由派要求徹底否定毛澤東,而極左派則對毛時代充滿鄉愁,官方正統所謂的“三七開”已經淪為機械的折中主義。當權者通過畫定禁區的方式,企圖避免爭論,進而避免極端意見衝擊統治合法性,然而三十年後再回首,弔詭之處顯露無遺:對於毛澤東的歷史評價爭論不僅沒有偃旗息鼓,反而成了滋生極端意見的根源。這個傷口非但沒有隨着時間自動癒合,反而成了民族肌體上的潰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