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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章程》難去大學行政化痼疾

音頻 05:51
黃埔江畔的外灘仍帶着三十年代的建築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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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核准發布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南開大學、浙江大學、中南大學、中山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9所高校章程。樂觀者稱,此次高校章程都指定突出了“政校分開”、“去行政化”的思路,不過,但從北京大學的章程就可以看出,這一想法似乎過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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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核準的北京大學的章程就將“黨委領導、校長負責,學術自由、師生治學”確定為北京大學辦學的“基本理念”,事實上,這一章程正是由北京大學第十二屆黨委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制定。

而整個章程制定運動,則是教育部的一項政令下推動。

2010年7月頒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畫綱要》在“建設現代學校制度”部分明確提出,“加強章程建設。各類高校應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規定管理學校。”

此後,在2010年12月公布的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任務和單位中,北京大學等26所大學被列為“推動建立健全大學章程,完善高等學校內部治理結構”的試點單位。 。
2012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去年11月底,人大等6所高校的章程首批出台,按照教育部的規畫,包括北大清華在內的所有985高校將於今年6月前完成章程制定,包括地方高校在內的全國所有高校要在明年年底前完成。

但不能說此次頒布的大學章程沒有進步。

根據《北京大學章程》的規定,學校將設監察委員會,對校長負責,獨立行使監察職權。學生也將有機會參與監察委員會,行使檢查學校人員遵守學校規章制度、調查處理學校人員違反校紀行為、維護學校人員相關權益的職權。除此之外,在北大校務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的組成中都會有學生代表。

  北大的學術委員會實行定額席位制,由選舉產生的教授委員、學生委員以及校長與校長委派的委員組成。校長與校長委派的委員不超過委員總數的15%。教授委員任期一般四年,學生委員任期一年。校長與校長委派的委員隨校長任免而更替。在這個學校最高學術機構中,學生委員將參與行使包括討論決定學位授予標準、審查評定教師職務擬聘人選、受理審查學術不端行為,裁決學術糾紛等職權。

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真正意義的大學憲章,必須具有法律效力。目前的大學章程,雖經過主管部門審批,但究其實質,這只是行政規章,不是法律。因此,按照此次大學章程的制定程序,目前北大等校發布的大學章程,還不是大學的“憲章”,只是在目前的大學內部治理中“略有進步”。

熊丙奇認為,真正的大學章程的內容,必須包含經費來源,財產和財務制度,舉辦者與學校之間的權利、義務等內容,而這不是大學能夠說了算的。以經費來源來說,在發達國家,有國家教育撥款委員會和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負責撥款預算和監督執行。

而中國大學的經費,則是要向政府部門討要的,因而有“跑部錢進”之說。由於學校沒有財政獨立性,所以,辦學自主權也就無從談起。

再以舉辦者和學校之間的權利、義務來說,中國大學的校長,是由政府部門選拔任命的有副部級或正廳級級別的官員,這也就決定了大學校長首先是官員,而非教育家,大學是政府的一級機構,而非獨立的教學單位,由於學校領導對上負責,所以才有學校的數量考核指標盛行,也才有學術委員會這樣的機構成為擺設 校長不是公開遴選,怎可能要求其對師生負責?並在乎教授們的“問責”呢?

所以,要大學章程管用,首先應該在章程中界定政府與學校的關係,這就是按國家《教育規畫綱要》確定的政校分開、管辦分離,取消學校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思路,確立大學撥款機制、大學校長公開選拔機制。

從這一內容看,大學自身顯然不可自說自話,這應該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才能完成的任務,也就是說,大學章程,應該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審議,才能實現對政府部門的分權,也才能成為各政府機構、社會組織遵照執行的大學法律文本。

熊丙奇認為,“並不是說目前的大學章程就無任何價值,相對於沒有章程來說,有章程是一大進步。”

大學在處理各種關係時  包括學校與政府的關係,學校和教師的關係,校內行政與教育、學術的關係,教師和學生的關係時,以前可能憑行政的決策,現在則必須按章程辦事,這可以在一定程度內規範學校的辦學。

熊丙奇認為,如果行政不願意動真格放權,只是在形式上建學術委員會、教授委員會,這就需要教師、學生用好手中的權利,促使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更加獨立。

在大學章程中,都提到給教師和學生權利,比如北大,就在有的委員會設置學生委員,那麼,學生委員對待參與學校事務工作的態度,就將直接影響學生的聲音是否在委員會中體現。

針對學生委員的產生,全體學生可以要求學校採取選舉方式,並要求學生委員向全體學生彙報參與學校決策的過程。同樣,學術委員會的成員可由教授選舉產生,那教授也就應珍惜手中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