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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界致信中國當局抗議抓捕勞工NGO工作者

北京民工
北京民工 REUTERS/Damir Sagolj
作者: 上海特約記者 曹國星
11 分鐘

今天(12月10日),近百名NGO工作者、學者和公民在一封致中共當局“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三大機構的聯署“建議書”上簽名,抗議當局最近對勞工NGO工作者的抓捕,並試圖勸喻當局接受勞工NGO在中國當下的必要性。12月3日上午開始至5日深夜,廣州和佛山兩地至少6個勞工權益組織大約二十幾人被警方帶走、傳喚或者問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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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證實的有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負責人曾飛洋和朱小梅、廣州海哥勞工服務部職員鄧小明、勞動者互助小組負責人彭家勇、佛山市“南飛雁”負責人何曉波等5人,被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或“職務侵佔罪”等罪名刑事拘留,另有勞工NGO職員孟晗和志願者湯建兩人仍被關押,罪名不明。

知情者告訴本台,公開信係數名勞工NGO工作者和關注勞工的學者共同執筆完成,故此並未有具體執筆者署名。這封“建議書”首先提出,中國當前“貧富差別急劇拉大,勞資矛盾日積月累”,在轉型的關節點上,諸如欠薪、欠缺社保、企業裁員、企業倒閉過程中的勞工安置、工資增長、工作時間和勞動條件等等,已成為普遍問題。

目前中國調整個別勞動關係的法律規制是比較系統,但調整集體勞動關係的法律規制,尤其是對勞工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等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勞工權利的法律保護,卻嚴重欠缺。

因此,“勞工集體維權是勞資矛盾的必然現象”,公開信認為,由組織起來的勞工一起與資方進行集體協商和集體談判,不僅對勞工有利,長遠來講對資方也是更有利的,可以大大減低交易和管理成本,維護企業和產業和平,建立勞資矛盾和衝突的常態和長效的解決機制,這對於國家及政府來講也是有利的。

在當下中國,根據《工會法》,(官辦)工會是職工合法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但正如習近平在最近的“群團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工會等群團組織的“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傾向相當嚴重。每當工人群眾中出現集體維權的訴求和行動時,罕見有工會站出來旗幟鮮明地代表和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

隨着個體勞動關係向集體勞動關係的轉化和勞工集體維權需求的出現,工人們要求這些勞工機構提供團結組織和集體談判方面的法律和技術知識,於是一些勞工NGO也就跟着工人的需求而轉型,“一定程度上代行了工會本來應該履行的職能”。

因此,公開信認為,“勞工NGO是勞工集體維權需求與體制供給之間存在巨大缺口的必然產物”。作者認為,不是像有官方和官辦工會所說的那樣,勞工集體維權是勞工NGO煽動起來的,甚至是受境外敵對勢力遙控而與黨、政府和工會爭奪工人群眾的,事情的邏輯和因果關係恰好相反。

從這幾年的實踐來看,勞工集體維權和勞工NGO的工作並無違法之處。如果以為只要打壓住了勞工NGO,就會把勞工集體維權平息下去,是“完全違背事實的、一廂情願”的判斷,而打壓勞工NGO,只會引起勞工大眾、社會公眾和國際輿論對這種勞工政策的反感。

公開信作者最後呼籲官方,“理性對待勞工集體維權,依法管理勞工NGO等社會組織”。作者建議,首先應制止各地對勞工NGO和其他社會公益組織的嚴厲打擊行為,釋放被捕的勞工公益人士。目前勞工NGO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境外公益資金的支持,這並不是這些機構的本意,而是因為缺乏合法獲得國內公益資金的渠道。

其次,應該地實現工會的群眾化和民主化,使工會變成真正代表和維護工人合法權益的社會組織。在勞工集體維權中自發產生了工人代表制,應該從正面積極看待這種現象,將其視之為工會改革的重要而寶貴的契機。

公開信最後建議,應該認可中國工人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要通過《工會法》、《集體談判法》等法律予以具體落實。

值此中國經濟下行、勞資衝突愈演愈烈之際,“從國家發展戰略高度出發制定高瞻遠矚的勞工政策和勞動立法,已是時候了”。

公開信最後呼籲官方,釋放最近被抓的勞工NGO工作者,讓這些勞工公益人士“早日回到他們的親人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