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主要內容
公民論壇

中國近年領導模式從集體領導制轉向個人領導制

音頻 12:09
中國主席習近平
中國主席習近平 路透社照片
作者: 流芳
34 分鐘

中共一年一度的“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已落下帷幕。在中國經濟日趨減緩的壓力之下,經濟議題成為今次兩會備受關注的話題之一。無論原因何在,經濟困難將引發的社會及政治影響不容忽略。我們在今天的本節目中,請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轉型問題學者程曉農先生,請他圍繞與中國兩會相關的話題談談看法。

廣告

法廣:首先請您談談,今年兩會最大的看點是什麼?

程曉農:我想用兩個字可以概括,就是“沉默”。大部分代表現在都基本上學會了保持沉默。盡量不說話。因為整個會場的氣氛和會場之外的氣氛都表明了一點:現在已經不能夠再像以前那樣積極發言,然後提出一些代表們想要關心的問題。

法廣:在中國,“兩會” 歷來是一個較為敏感的時期,各方的注意力高度聚焦與會的最高層人物,試圖從這些領導人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中解讀出些許內幕。今年曾傳出習李不合的傳言,您認為這種傳言是否有一定的可信度?如何他們之間矛盾真的較深,是否有必要在公眾場合公開表露?

程曉農:今年的兩會確實有一些大家關注的舉動。主要也是因為中國的政治是高度封閉的。外界無從觀察。那麼兩會,最高領導人們都集體到場,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一舉一動就成了觀察動向的風向標。這次兩會有一個現象引起了很多人注意:李克強做了政府工作報告以後,全場代表照例地鼓掌。但是坐在主席台上的習近平沒有鼓掌。另一方面,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做了報告以後,代表鼓掌的時候,習近平鼓掌了。把這兩個現象放在一起對比,也許就有人會判斷說習近平對李克強不滿。我想這種猜測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因為主席台上的人和台下的人一起鼓掌,這件事情本身已經成為慣例了,在中國開會的人都知道。所以不鼓掌是一種很反常的現象。另一方面呢,李克強從上台到現在,正好是中國經濟滑坡的三年。這三年不能說李克強沒努力。但是結果仍然是經濟繼續滑坡,問題越來越嚴重。所以作為主管經濟問題的總理,他的責任是很大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習近平對這個現狀不滿,我想他有很多機會去表達。比方講在內部的會議上等等。但如果他是在公開會議上表達,那就說明他的不滿程度確實是相當大了。倒也不奇怪。

法廣:習近平掌權以來大力反腐,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國際輿論紛紛認定其為毛以來最強有力的人物之一,中國國內輿論更是對習近平稱讚有加。種種稱謂、甚至讚頌的歌曲在民間傳播,這種現象究竟反映了什麼?

程曉農:我想觀察中國政治走向的人可能有意識、無意識地逐漸感覺到一點就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現在的地位已經超出了毛澤東以後的任何時期。之所以這樣講,可以回顧一下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剛建立的時候,一般來講,最高領導人都是集體領導制。就是說沒有哪一個人能夠一個人說了算。即便是毛澤東和列寧,當年一開始建立政權的時候,他們也還表面上要維持一個黨內民眾作風,要和其他的領導人商量着辦事。但是隨着共產黨制度進入了農業集體化和快速工業化的階段以後,經濟政策上出現的問題就越來越多。民間和黨內的批評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最高領導人就開始從集體領導制轉向個人領導制,或者說可以把它叫做“個人專斷”。個人專斷維持下去的手段無非是兩個:一個是在民間發動個人崇拜,在高層進行政治清洗,誰反對最高領導人就打倒誰。哪怕你不反對,他看你不順眼也可以把你滅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慢慢地集體領導制就消失了,變成了一個人領導制,或者叫做“個人領導制”。隨着這樣個人專斷的領導人去世之後,一般來講,繼任的領導者往往都是恢復了集體領導制,同時也是糾正前任專斷領導人的各種錯誤。在政治上寬鬆一點,同時在經濟上給老百姓更多的實惠。這種做法在相當一段時間裡能夠生效。所以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中國是鄧小平一直到胡錦濤,基本上實行的都是這樣的方針。所以也基本上都是一種集體領導制。雖然在這種集體領導制里,可能其中有一、兩個人事實上是說一不二,但是形式上,他也不是可以完全地個人專斷。比方鄧小平,與他還有他掣肘他的陳雲存在,另外還有黨內其他一些高層,像李先念等人,他們的意見也會影響到鄧小平,鄧小平必須顧及到他們的意見。江澤民時代是這樣,胡錦濤時代就更是這樣。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出現的一個新的情況,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裡從來沒有過的。就是一般來講,社會主義國家從個人專斷的個人領導制轉成集體領導制之後,就不會再轉回去了。就是不會再有第二次個人專斷。但中國現在出現了這個情況,就是最近年把,中國出現了領導模式從集體領導制轉向了個人領導制。習近平成了唯一黨內說話算話的人,其他人都成了他的辦事人員。所以他在政治局常委裡面,就不僅僅是班長了,已經成為領袖。所謂領袖,就是一人高居所有人之上,其他人是必須服從的,不能提不同意見。與此同時,當然也就出現了很多人注意到的,比方講: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等等又開始了。對這種現象,當然可以把它解釋為是習近平的個人偏好,但是我倒不這麼看。我認為它是一種統治策略的需要。就是說,在現階段,習近平其實已經看到了所謂的集體領導制下,中共的統治成本之高。這個統治成本包括幾方面:一方面是他在民間,為了獲得民意對共產黨的不滿要小一點,他要採取許多經濟方面的措施,甚至包括比方講給農民發農產品收購補貼,用這種方式變相地補貼農戶。在官場上,這種統治的高成本就表現為允許官員腐敗、大量地撈錢,允許他們胡吃海喝、允許他們嫖娼。這些費用都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進入他的統治成本。另外對官員們、還有這些與官員們勾結的富商們,把大量的資本轉於海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從政權的角度去看,所有這樣的現象合在一起都是一種統治的高成本。

鄧小平講,發展是硬道理。其實這個話里有一層他沒有講出來的意思,那就是:只有經濟增長快一點,貪官們撈錢撈得再多,他也還能剩一點、剩到老百姓的嘴裡邊。所以對高層的統治者們來講,高增長是必要的前提。反過來,如果高增長消失了,高成本的統治就維持不下去了。因為那樣的話,就會民怨沸騰、同時整個經濟垮得更快。所以習近平上台以後,先是通過反腐敗造成黨內官場上一定的壓力,官員們普遍對自己失去了在胡錦濤、江澤民時代那種自由自在的消費和腐敗,對這種現狀是十分不滿的。另外一方面,他現在也在千方百計地想要截堵資本外逃。這兩個做法實際上都反映了同一個需要,那就是:在經濟下滑、而且可能成為一種長期的趨勢的情況下,如果共產黨想要延長統治,那它必須要把統治的成本往下降。因為它把餅做大的可能性沒有了,它就只有在現有的狀態下,儘可能減小開支。開支也包括跑冒滴漏。像剛才講的腐敗、還有資本外逃,都屬於共產黨統治的跑冒滴漏。所以習近平最後選擇的是這麼一種基本統治策略。而這個統治策略是不能靠集體領導實現的。也就是說,在集體領導制下,每一個高層官員都自己有一批自己的隊伍,自己的勢力。在自己的勢力圈裡,別的高層領導沒有辦法過問。而且他的勢力圈出了問題,他也會想辦法護着。就形成了一個一個的勢力範圍,或者說是“土圍子”。只要土圍子還存在,跑冒滴漏就堵不住。所以習近平現在實行了個人集權,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先是滅了土圍子,然後再堵跑冒滴漏。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就開始重新使用共產黨國家以前有過的那種個人專斷的統治模式,也只有這種統治模式,才能讓他採用這種、我把它叫做低成本統治的這種基本統治策略。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習近平的這個做法有他的必然性。

法廣:您怎樣看待中國社會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

程曉農:我想,社會的發展方向當然是社會不滿的逐漸累積。但是在現在的狀態下,社會不滿並不見得能夠帶來政治上有什麼變化。原因是在這次軍改方案當中,習近平已經有一個基本的目標,那就是陸軍要裁掉一半以上。但是武警要從六十幾萬增加到一百萬,就是陸軍裁下來的三十多萬要轉到武警里去。等這個軍改完成,中國總的軍隊的人數,從230萬減到200萬,但是面向國內,鎮壓老百姓的武力,從六十幾萬增加到一百萬。換句話講,軍隊的一半,將主要不是對外、而是對內。在這種高壓下,傳統的民間用冷兵器的那種不滿來表示的反抗,基本上沒有辦法發生作用。社會不滿會越來越厲害,但是對應的是政治高壓也會越來越厲害。同時經濟的滑坡會導致更多的社會不滿。所以我想,很可能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就會重新回到非常嚴厲的政治高壓和禁言、封網、嚴格地控制媒體,所有這些專制的手段又會更加強化,目的就是一條:盡量延長共產黨的統治。

頁面未找到

您嘗試訪問的內容不存在或不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