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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五十周年

汲喆:崇毛“造神”本質源於自卑心理作祟

音頻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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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凱文
55 分鐘

“很多人在建構自我認同的時候,需要一個偉大對象,通過對這個偉大對象的認同,來把自己的認同投射上去,使自己和一個偉大人物聯繫在一起,因此自己也就隨之偉大了。而另外一種相反做法是,通過設定一個強大敵人,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心理訴求。本質上來說,這兩種做法折射出來的恰恰都是心理上的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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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後的中國當代史,可謂國運多舛,某種程度上說,文革和六四構成了兩個界碑。2016年作為文革50周年和六四27周年,越發明顯地凸顯出一個悲劇:二者正年復一年地遠去,共同進入歷史的深處,而重新評價和反思仍然遙不可及。在這個抗拒遺忘的記憶戰場上,海外華人學者如何同故國保持聯繫?又如何以理論來觀照現實?

汲喆199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1999年就讀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社會學系,2007年獲得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宗教社會學,現任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副教授、2014年被選為法國大學研究院(IUF)青年院士。是當代旅法華人學者、尤其是中青年一代中的佼佼者。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作為社會學者,汲喆在學術和思想兩方面較好地把握了平衡,在專業學術領域內,他著述頗豐,但學術論文中也不乏對現實的關注和思考。他以一個純粹的知識人身份,追問善惡、對錯,拷問體制的本質。同時得益於深厚的學術素養,這種追問免於墮入單純情緒發泄和意識形態批判。

近年來,汲喆從宗教社會學出發,對中國1989年後的政教關係進行了梳理。指出這一時期既是體制面臨正當性危機的時代,同時也是體制藉助新手段向社會與文化領域全面殖民的時代,這既為宗教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和條件,也限制了宗教發展的模式和方向。在文革50周年和六四27周年之際,本台採訪了汲喆,傾聽他對這兩次歷史重大事件的觀感和反思,分為上下兩集,以饗讀者。

 


 

專訪汲喆 (上):崇毛“造神”本質源於自卑心理作祟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副教授 汲喆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副教授 汲喆

RFI:您是在文革末期出生的,這場運動本身可能和您沒有直接關係,但1970年代末期的社會氛圍給您留下什麼印象?

汲喆:我是1974年生人,很難說是“經歷”了文革,但是我對小時候那種受到毛時代影響的那種特定社會氣氛還是很有印象的。比如,我小時候家裡牆上還掛着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畫像,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已經不記得這兩張像究竟是什麼時候被拿下來的,但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兩張不是家人的像掛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帶來的感受是很特別的。

而且我還有印象的是,1976年後華國鋒一度成為領袖,所以我家也曾經有過華國鋒的畫像:他站在高處揮手,下面一群小孩  非常典型的共產黨國家表現領袖的方式。下面還有六個字:“你辦事,我放心”(毛給華的政治遺囑)。

另外,我是遼寧人,當時遼寧有一份青少年刊物,叫做《紅小兵》,這個名稱直接來自文革,後來才改成《新少年》。

再比如, 1980年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那時我才六歲,但印象很深,因為所有的新聞都在講這個事情。而且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當時針對小孩子的《中國少年報》也在頭版頭條用很大篇幅講劉少奇的事情。作為那個時代的孩子,閱讀和學習經驗是很特別的 。政治的風風雨雨,會直到呈現到孩子的生活世界中。凡此種種,和今天孩子的所見所聞可能不盡相同。這些事件,讓我能以一種特殊方式感受到自己和中國政治史的某種連接。

 

RFI:很多知識分子認為隨後的八十年代是一個黃金時代,您也正在這個年代中開始讀書寫字了解社會,對這兩個年代的過渡和變化有沒有什麼感受?

汲喆:應該說我沒有特別明顯的感受,因為那時還比較小,對整體的政治經濟環境體會不深刻,只能體會到微觀環境中的變化,比如(家庭)經濟條件越來越好,學習的教材也不斷變化。我剛上小學時的教材還是很政治化的,我記得當時有一課是講向日葵  也許七十年代出生的朋友還能記得  裡面有句話大意是說,向日葵白天向著紅太陽,晚上低頭思念毛主席……還有類似“吃水不忘打井人”,意思是要感恩共產黨,在1980年前後,這種課文是很多的。

但是慢慢到了四五年級,學習的教材就有很多變化,從文字到插圖再到封面,政治色彩減弱不少。但是作為一個孩子,我當時並沒有明確地感到八十年代的特殊性。

當然,在中國的宣傳和教育氛圍當中,恐怕每一代人都會以為自己生活在一個比以前更好的時代,我小時候大概也是這種感受。

 

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 1966年8月18日
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 1966年8月18日 網絡照片 DR

RFI:說到文革,今天最直觀的一個印象就是針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或者用更精闢的詞語說是“造神”,那麼從宗教社會學的視角出發,文革中圍繞世俗政治領袖的“造神”,和真正意義上的宗教相比,二者有可能等量齊觀嗎?

汲喆: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不僅是在中國對毛澤東的崇拜,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主義制度是否可以被視為一種宗教,這都是有研究、有爭論的。我覺得我們完全可以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些現象。比如說1949年之後,我們有一個神一般的領袖人物,他具有非同一般的能力,跟各種神聖符號連接在一起(比如“紅太陽”),他接觸過的物品上都留下“神跡”(送芒果是典型故事),另外在毛生前有“早請示、晚彙報”等各種儀式,有各種讚美詩,死後有崇拜行為,有紀念堂,屍體放在水晶棺中  實際這是追求“不朽”或“永生”的象徵,而類似的事件都發生在共產黨國家,如列寧、金日成等等  這都是把世俗領袖神化的方式。

宗教社會學可以從符號、象徵、儀式、權威的來源及其合法化、集體活動的動員等各個方面來研究這些現象。但是要說某種體制或政治現象是不是宗教,問題就不那麼簡單,它涉及到我們對宗教的定義和理解。我覺得可以先不去討論它是不是宗教這個問題,而是運用宗教社會學中既有的理論工具和實踐經驗,來理解這些現象,比如剛才提到的文革時期的宗教性符號如何和權力建構聯繫在一起,又比如可以考察毛時代是如何運用口號、遊行、批評、控訴、表決心等手段完成集體行動,等等。我們完全可以用分析宗教的方式來分析它,至於它是不是宗教,我覺得倒不那麼重要。

 

RFI:即便我們不去定義它是否構成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但一個事實是,1949年之後佛教、基督教等各大宗教都被打壓和抑制,文革期間更遭到嚴重破壞,是不是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本身帶有宗教性格,所以會和真正宗教之間產生排斥反應?

汲喆:這也是一種說得過去的理解角度。其實共產主義作為現代意識形態的一種,相當於基督教的一種世俗替代物。所謂共產主義理想,相當於基督教的千年王國,都是一種烏托邦理想,如果我們把基督教翻轉過來,在人間建立千年王國,也就是共產主義。我覺得這種看法是說得通的。

具體到中國語境當中,我覺得可以說,因為這樣一個體制試圖壟斷全部的神聖權力,所以它不像歷代王朝一樣,只打壓某種特定宗教,而是打壓全部宗教,或者說任何宗教對它獨佔神聖權力產生競爭或者威脅的時候,都會遭到打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角度可以幫助我們來理解1949年之後中共的意識形態政策。

這是一種“神聖敘事”的競爭。宗教也好,共產主義也好,它們對這個世界的基本秩序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對於什麼是神聖、什麼是絕對權威,都有自己的定義。這些想法彼此競爭,共產主義則要獲得壟斷的地位  而且是要用暴力來壟斷。

當然,切換到具體的國家治理的層面上,我們可以有更豐富的理解:為什麼有些宗教被完全打壓掉,有些宗教只能由國家扶持的協會作為允許存在的唯一代表組織,等等,這些問題則需要具體分析。

 

孫兵被指控向北京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像潑墨遭判刑 1年兩個月
孫兵被指控向北京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像潑墨遭判刑 1年兩個月 中文網絡照片 DR

RFI:文革五十年之後,毛澤東的“神聖”形象不僅沒有銷聲匿跡,而且在民間還有愈演愈烈的傾向,官方也恪守鄧小平畫下的紅線,始終把毛澤東作為建黨建國的偉大領袖來尊崇。這樣一種把世俗領袖神聖化的趨向,僅僅是執政黨出於合法性的考慮嗎?有沒有某種非造神不可的普遍社會心理在支撐?

汲喆:恐怕不同的社會群體會有不同的想法。中共的掌權者也許更多地考慮到合法性問題,所謂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他們需要一個法統上的連續性。

對於那些懷念毛澤東的平民百姓,確實有很複雜的心理機制。首先,他們面臨的、或者說能夠構想的選擇實際上非常少。從中國大陸互聯網上可以看到這樣兩撥人,一撥是支持毛、反對鄧,認為今天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是鄧小平這個“走資派”造成的;另一撥則支持鄧、反對毛。其實這兩方面都有問題  難道我們在毛鄧之外就沒有別的選擇了嗎?但遺憾的是,很多人認為只有這兩種選擇,或者說“只能有”這兩種選擇。

其次,今天中國社會的“中流砥柱”畢竟是經歷毛澤東時代過來的,包括習近平本人也是,他的理念自然和生活經驗有關係,用社會學概念講就是有“慣習”存在,個人行動中會不知不覺地體現出結構所賦予的特徵。無論是習本人還是同一世代的很多人,都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他們的言行和思考方式離不開那一套,比如唱紅歌的很多人,其實未必都支持毛澤東或者希望回到毛時代,但他們從小到大就只會唱這些歌,而且唱這些歌時能夠引起某種群體認同感。所以,我們不能把它看成是一個單純的政治訴求,其中確實有當事者作為一個人的那種社會生物的心理需求。

再次,為什麼那麼多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也對毛澤東有一種神聖想象?我覺得首先是信息流通機制不暢。但如果他們充分了解到當代中國的歷史和現狀之後,仍然維護毛的神聖地位的話,那或許就只能歸結為心理問題了。

很多人在建構自我認同的時候,需要一個偉大對象,通過對這個偉大對象的認同,來把自己的認同投射上去,使自己和一個偉大人物聯繫在一起,因此自己也就隨之偉大了。而另外一種相反做法是,通過設定一個強大敵人,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心理訴求。本質上來說,這兩種做法折射出來的恰恰都是心理上的自卑。

我想強調的一點是,事實上,人要獲得充分自信是非常難的一件事,因為你要非常堅強地承擔自己面臨的一切,包括你不願意接受的歷史。但是如果你認同一個更高領袖、或者樹立一個強大敵人的話,生活就變得容易理解了。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崇毛、反西方就是某些人樹立自我認同、簡化生活複雜性的一種方式。

 

RFI:您在復旦大學讀完社會學系之後,來到法國攻讀博士,目前任教從事宗教社會學研究。那麼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文革以來的五十年中,中國的政教關係呈現出一幅什麼樣的圖景?

汲喆:我覺得實際上1949年之後,政治和宗教的關係就一直不正常。所謂不正常,是指雙方沒有共同遵守的規範。

當然,看待政教關係問題有不同角度。從西方社會、特別是我們所處的法國來說,“政教分離”被看做是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建構的一項重要原則。不過我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中國政教關係的問題的。無論是(國家治理意義上的)政治還是宗教,都是公共生活中的兩種制度。從任何一個自由公民的角度來看,這兩種制度都沒有天然的神聖性和合法性。因此無論是國家還是宗教,都應該以開放的態度面對批判。既然它們都不是絕然神聖的,本身並不是規範的產生者,就應當共同遵守某種更高規範來運作。

中國政教關係的不合理之處就在於,我們缺乏這種更高規範,而且迄今為止我們也幾乎不討論這個問題。政治和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應當遵循什麼原則來處理相互關係,我們從來沒有認真討論過。無論是在毛澤東時代  國家一度強制性取消宗教  還是在當代中國,國家一方面限制宗教、另一方面又利用宗教,在我看來都不是正常的政教關係。

 

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主任趙樸初居士報告中國佛教協會成立、發起經過及籌備工作
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主任趙樸初居士報告中國佛教協會成立、發起經過及籌備工作

RFI:事實上在西方社會中,政教關係也有不同模式,比如美國和法國的做法就很不一樣。您覺得中國語境下理想的政教關係應該是什麼樣的?

汲喆: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確認的一點是,國家和宗教在今天的制度分化進程中各自處在什麼位置上。其實我不太贊成美國式的自由放任的做法,我不認為宗教是天然神聖的力量,當然我也不能認可中國式的、完全由國家來主導和干預的方式。我覺得應該有一個基本共識是:每個人的意識是自由的,他的首要身份既不是宗教性的、也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存在。因此我們首先要討論的,是他作為一個“人”,在面對不同體制帶來的壓力和提供的可能性時,他有多大的空間來做出選擇。這也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意識自由”或者“良知自由”的問題。要確保每一個人有足夠的選擇權利和空間。只有確保這一點之後,我們才能討論具體有哪些權利、界限在哪裡、什麼樣的宗教行為和國家行為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不可接受的。

 

RFI:這和您前幾年撰文提到的“公民宗教”思路一脈相承。但是今年看來,您覺得在中國發展這樣一套“公民宗教”的前景如何?更多地是學者的智力建構,還是有可能成為一套現實的社會機制?

汲喆:公民宗教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提出來的。其實從貝拉的角度來看,公民宗教是不能被“建構”起來的,因為用最簡單方式來說,它基本上相當於一種習俗,就是每個國家或民族由於歷史文化等原因而擁有的一套基本價值觀。

這原本是一套“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東西,但是一旦“公民宗教”概念出現了,就產生了它能否被“建構”的問題。

近年來在學術和意識形態分化的背景下,被認為正在“復興” 的儒家當中,有以蔣慶為代表的“政治儒學”,也有更加溫和的、以陳明為代表的一派,後者就提出要把儒教視為“公民宗教”。當然陳明的出發點是儒家並沒有、也不需要一個教會制度,因此可以借“公民宗教”之說為己用。我很理解他的想法,但在我這裡,對於公民宗教有一個更加開放的看法,也就是說,不僅是儒家,任何對道德重建有效的、可欲的資源,都可以成為公民宗教的來源,不見得只能和某一家傳統綁定。

另外,習俗本身是無意識的產物,但是一旦變成“公民宗教”這樣的話語,就成了有意識的行為。當我們有意識地去做的時候,就涉及到價值問題,必須討論好壞、善惡。對此,我和國內文化保守主義的朋友有很不一樣的看法。在我看來,什麼是“中國的”其實根本不重要,什麼是“好的”才重要。如果我們要“建構”某種公民宗教的話,也應當以什麼是“好”、什麼是“善”的問題作為出發點,而不是以什麼是“中國的”或者什麼是“傳統的”的問題為出發點。

 


RFI:但是這樣一種 “公民宗教”會不會過於普世化?在中國和在美國都將以相同形態出現?

汲喆:文化就是這樣一個奇妙的產物,永遠以我們意識不到的方式在起作用。無論我們多努力想和西方國家看齊,最終也不可能一致,所謂“西化”的擔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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