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百萬人逃亡作者撫今思昔懷念習仲勳政策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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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出任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寫作組成員、作協副主席的陳秉安，是震驚中外的《大逃港》一書的作者，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此際，他打破緘默接受香港傳媒的訪問時坦率指出，香港真正要推翻和顛覆共產黨的，只是極少數人，“沒有人希望動亂，希望過不安定的生活。香港今天的問題，是（當局）沒有抓住大多數香港人的心理，沒弄清楚大多數香港人到底在想什麼，輕率地把一切都歸咎於外部勢力挑唆。
他說，這是左的思維，是鄧小平早就提醒要注意的。那樣只會使香港問題越來越複雜”。他強調指出，解決香港問題，“重在攻心，而不是伐力”。他並且以當年習仲勳“治癒”深圳大逃亡這個問題為例，指出當權者對港人應該“攻心”而非“伐力”。
掌管港澳事務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出席在北京召開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所發表的講話，曝露了當今中共對港政策一味只是暴力式的左的路線，只重“伐力”而忽視“攻心”。張重申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並再次提到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一國重於兩制。
但陳秉安在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指出：“研究和解決香港的現實問題，不研究當年大逃港的歷史，那隻會是隔靴抓癢。”
陳秉安在深圳蛇口口岸附近15樓的家，露台正對深港西部通道，他說：“很多人不知道，40多年前那片水域，曾是多少逃港者的葬身之地！”60年代逃港主要走陸路，就是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到70年代因陸路防範加強，逃港者改以水路為主，就包括陳秉安眼前這片水域。
陳引官方數據指，從中共建政後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成功逃港者至少120萬人。“這120萬逃港者換成家庭，衍生的人口就是逾300萬，這是多大的數字！80年代初香港才500多萬人，即至少有一半香港人是與逃港有直接關係！”陳指逃港者主要是不願留在社會主義大陸，才跑到資本主義香港，“這是毋庸諱言的客觀事實。我們（內地當局）研究和解決香港問題，怎麼能夠無視這段歷史？怎麼能迴避逃港歷史對香港幾代人的心理影響？”
陳秉安說了解幾百萬逃港者和他們的後人，才是窺測香港社會人心的途徑、是打開香港現有矛盾和問題的重要鑰匙，“如果我們一味用內地那套要求香港，用統戰思維處理對港問題，香港人會怎麼想？我看這才是香港問題的要害。鄧小平就是看到了問題本質，才提出搞一國兩制。用真資本主義、用一國兩制的兩制，留住香港人心”。
不只是鄧小平看到了問題的本質，陳秉安同時又讚揚曾經出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治癒”了寶安（深圳當時稱作寶安）大逃亡的問題。陳秉安說寶安縣人一直感念習，“大逃港頑疾中共30年都沒搞定，就是在習仲勳手中治癒的。當年他們處理大逃港的做法，的確值得今天領導人好好借鑒”。
陳說，1978年7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在寶安縣沙頭角第一次看到了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邊繁華熱鬧，而腳下這邊卻荒涼冷清。不久後習敦促開放，宣稱：“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王國，經濟早就上去了！”曾為黨媒記者的陳秉安回憶當年曾問過習為何這麼大膽，講這樣激進的話？“他很感慨地說，我們共產黨對很多問題的認識，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在接受訪問中，陳秉安透露不少他沒有寫進《大逃港》的內容。
例如當年大陸定性逃港為“叛國”，習仲勳主政廣東後多次到寶安縣調查研究，看到邊境一些村十室九空，內地和香港巨大的生活差距令他十分感慨，下令將偷渡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陳說：“在當時內地仍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做這樣的決定是要冒很大風險的。”
習仲勳退休後長住深圳迎賓館直到去世。深圳特區建成20周年，陳秉安見到習，並告知他準備寫《大逃港》一書，“他（習）說：‘好啊！這個歷史應該記載下來’態度非常開放。”陳感慨，現今的當政者如能有習仲勳胸懷才志，香港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