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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廣場的法國女人》作者:以此書向學生致敬

音頻 19:06
《天安門廣場的法國女人》法文版封面資料圖片
《天安門廣場的法國女人》法文版封面資料圖片 DR網絡圖片
作者: 弗林
55 分鐘

1989年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藉著5月中旬,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之際,得到了全球媒體的強烈追蹤和關注。但從4月份示威活動一開始就對其重視,且隨後近乎每天都前往廣場的外國記者並不眾多。作為法廣六四三十周年系列特別節目,我們有幸請來了曾經在現場為法國(France Info)電台,以及(France Inter)電台等多家媒體工作的前線記者吉梅爾女士(Laure Gulimer),為您介紹她今年四月剛剛出版的新書《天安門廣場的法國女人》(La Française de Tiananmen),以及她30年後回訪中國,與共同經歷過該事件的故人相逢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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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您是《天安門廣場的法國女人》這本書的作者,您當時為什麼在中國?

吉梅爾:之前我在法國的一家電台工作,我決定暫停工作,也就是休一個間隔年。隨後我很快就想到了前往中國,這是因為我出於休閑的目的,已經在工作之餘開始學習中文。我也從閱讀中對中國有所了解,特別是通過讀法國女探險家、藏學家大衛·妮爾(Alexandra David-Néel)的書。她是第一個在20世紀初的特殊時期成功探訪西藏的西方女子。整個中國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個謎一樣的宇宙,而我想前往那裡去拜訪和探險。

法廣:您後來又是為什麼參與到了1989年在北京的學生運動?

吉梅爾:要說參與那就誇大其實了,更正確的來說我扮演的是在學生運動中一個觀察者的角色。我在1989年1月抵達中國,並在北京待了3到4個月。後來我希望從中國人的角度發現中國,因此在中國朋友的陪同下去黑龍江旅遊了一趟。而當最初的遊行活動在北京發生時約4月15號開始,特別是在胡耀邦逝世後人們開始對他舉行紀念活動。我從那時起就第一次前往天安門廣場,觀看這一紀念過程。此後我幾乎每天都會來到廣場上,並在那裡待了7個星期。我也見證了廣場上聚集的人隨着時間推移如何越來越多,學生越來越多,抗議的活動也越來越多。

法廣:是什麼驅動您在這一事件發生30年後來寫這本書的呢,這麼多年後您都與什麼樣的人重逢?

吉梅爾:首先,我個人覺得我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負有責任。我認識他們中不少人,幸運的是我認識的是現在還活着的學生。我希望對這些學生們加以致敬,告訴他們30年過後我對你們沒有忘記。每年的6月4號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紀念日,因為89年在廣場上發生歷時7周的事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覺得回到中國是一個好主意,特別是追訪當年我結識的從事不同職業,有的是學生,有的剛剛開始公務員工作,還有的是商人的朋友們,看看他們後來都怎麼樣了,以及他們對1989年的6月4號還有怎樣的記憶。

基於好奇的原因,我自認為也許和他們可以像30年前一樣說一說,並再次回顧那個時代。因為,後來年底我就回到法國,跟他們30年沒見過面了。在出行前,我在朋友的幫助下,通過利用中國社交網絡及我保留下來對當年豐富的筆記和通訊錄,在13億中國人海中尋找他們。我打算找10到20個人,最終找到了8個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人。他們當年從20、30到40歲不等,現在已經都50、60或70多歲了。

法廣:儘管您曾提前向被訪者說明來意,以匿名的方式採訪,但他們中還是有擔心的人,講一講您從前中文老師的例子?

吉梅爾:在書中受訪的8個人中有3個共產黨員。他們在89年後正式入黨。其中有一個曾給我上中文課的朋友,在我和他一開始重新建立聯繫時,從電話上我並不覺得他在害怕。但當我們真正見面時,他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對我很不信任。特別是當我開始將我們的談話記下來時,他問我你要用我們的對話內容做什麼?我告訴他,跟我之前跟你說的一樣,用作新書的內容。他的態度突然變得拘束起來,告訴我不要透露出他的信息,姓名和工作都要改。

這個朋友很害怕,並跟我說也許會因為我而失去他的退休金。我不解的問,你的退休金。他說,是的,要是我受到報復的話。他後來則更為擔心,我們本應再見一面,但見面前他打電話告訴我說,他的妻子不希望我們見面。我覺得很奇怪,我又不認識他妻子。因此我覺得這是我這個朋友不敢直面告訴我說,我害怕和你再見面的借口。但我還是有些失望,因為他是在這8個與我會面的朋友中,唯一的一個就像剛打開門後,便立即關上的例子。

法廣:在這本書中您對這些年來個人的生活變化加以詳細描述,特別是書中記錄的一名黨員記者,他卻表示對中國的自由法治派有所同情的例子,很有意思。

吉梅爾:是的,我對89年時的他有很深的謝意。他當時並沒有介入學運,但出於記者的工作,他在這期間幫助我理解了很多陸續發生的事件,比如說為什麼政府會決定派軍方介入學運等。這名在89年已經擁有豐富經驗的記者,曾在文革期間是一名堅定的毛派,他曾堅持不少文革期間主流的意識形態。因此他希望爭取的不是民主,而是消滅一切社會階級。文革讓他對毛澤東的理念很失望,但他沒有立即拋棄這一意識形態。我認為後來89年發生的事情更使他有所震驚,這使他開始自我反省,對黨進一步感到失望。我覺得,甚至對於作為在過去很長時間都相信黨的人來說,對黨的批評越來越多了,這些當然都是私下的,因為他們不能公開表達心中所想。

這也是為什麼,(89年後)我的這位記者朋友等了很久才決定入黨,但他並不是出於對理念的認同。此外,他也比較敢說,因為他是8個受訪者中兩個唯一敢於告訴我,作為中國現代史的一部分,總有一天六四的真相會被對外公布,總有一天國家會接受公開探討這一話題的人之一。他相信儘管這是一個當下絕對的禁忌,但在未來的10、15或20年後真相會被重新提及。

法廣:與此同時,他女兒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吉梅爾:他女兒三十多歲,也是一名記者。她曾去過很多國家,但奇怪的是在政治觀點上她與父親的看法完全不同。她則認為,統治中國大眾就需要一個專制的政府,她完全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他們父女二人,一個對通過法治推行中國的政治改革心懷支持,另一個則堅稱,作為大國中國需要一個專制的政府,不能(民主治國)。

法廣:這位先生提出,中國的年輕一代對89年發生的事毫不知情,但您在走訪北大時遇到的兩名北大學生卻主動告訴您,他們知曉六四。作為國家精英的他們是否知道30年前,前人們提出的政治和社會呼籲呢?

吉梅爾:我的記者朋友認為,現在20多歲的年輕一代對天安門事件毫不知情。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或者說就算他們知道,知道的也是官方提出的版本,就像我遇到的北大學生告訴我的一樣,當時的學生製造混亂,並殺害了軍人,但這顯然極度縮減了整個天安門事件。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我的記者朋友態度比較消極,他強調(中國人的)“集體失憶”。當我在北大時,我遇到的是兩個30多歲學習過傳播學和國際商務的學生,學識豐富。其中一人跟我說,我通過互聯網對六四發生了什麼都知道。他通過搜索看到了當時的照片、BBC的視頻等。我想,這個學生明確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知道當時死了人,軍隊對民眾組織了一種屠殺。

但他很快就帶過了這一話題向和我們一起在同一桌吃飯,交談中並沒有發過言的兩名女生說,你們知道這一事件嗎?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嗎?兩個女生點了頭說,是的。我不知道她們是在對哪個問題給予確認,說我們知道。但同時,男生就轉移了話題,如同對他來說兩名女生知道什麼並不重要,她們是如何知道的等。就這一問題,我認為有些互相矛盾,我不知道記者朋友和北大學生間誰是對的。是20多歲的年輕人對六四事件什麼都不知道,也不希望知道,還是年輕人沒有動力對此有所興趣,而更關心自己的前程。

現如今選擇入黨的人是否相信黨的理念,我的記者朋友明確地告訴我,他入黨的原因是出於對個人經濟方面的考慮。通過入黨獲得升職,必需要入黨才能獲得社會地位的提升。我覺得今天出於這一決定行事的人仍然存在。但也有的人選擇入黨是出於對黨的深刻認同,因為他們認為中共在過去數十年中改變了中國,中國成為了一個超級大國。但因為我沒有與黨員們進行足夠的接觸,所以這個回答不能一概而論。

法廣:89年前後,您觀察到人們對政府的態度是否有所轉變?

吉梅爾:89年初,我們可以感覺到一種自由的氣氛,我們可以用私下的方式對政府表達不滿。不過,六四後一切都發生改變。人民解放軍向人民開了槍,向他們自己的中國同胞開了槍。這個之後,民間喪失了對當局的信任。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政黨,可以大規模地殺害年輕人,特別這些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精英。我的印象是,6月4日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在當時發生了一個斷層,恐怖隨後深入人心。人們知道了黨可以極端化後,可以消滅一切批評的聲音。我感覺到人們今天一旦覺得要批評黨,就會有一種負罪感。

法廣:您在整個學運中幾乎都在廣場上,當時的學生們關注和提出的是哪些話題?

吉梅爾:學生們要求的比如說民主,雖然這是一個很廣義的概念,他們還提出反對腐敗,特別是黨內的一些腐敗人士。一點點的,他們開始要求更多的自由,各校的學生會能真正獲得獨立等。隨着時間的發展,學生們的要求變得更為明確,在這7周中學運本身也是一個演變過程。特別是5月中旬發生的絕食抗議,我相信運動漸漸的變得更為激進。我的意思是,抗議活動獲得了一種成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到天安門聚集。另外,運動本身也得到了更多媒體關注。隨着5月中旬戈爾巴喬夫訪華,那些原本是來記錄中蘇關係正常化的眾多外國記者,突然將鏡頭全部對準了這場天安門廣場的佔領運動。我不認為當年學生們希望的是推翻政權,這也完全不是他們的主張。

廣場的氣氛是輕鬆愉快的,抗議者們也是非暴力的,他們沒有武器,沒有任何真正威脅性的因素存在。只是因為,學生們提出的要求變得越來越明確,但他們並沒有得到官方正面回應。這令他們不高興,隨着每周的度過,學生們則不願離開廣場。廣場上也變得更具組織化,成了一個巨大的露天宿營。

法廣:4月27號那天,據說有約一百萬人參加了北京的大遊行?

吉梅爾:北京民眾展現出對抗議學生和年輕人們的支持是非常敏感的。市民們對學生運動抱有欣賞,特別是這些參加運動的年輕人是獲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他們給抗議的學生送水,送喝的飲料。時間推移,學生對市民的印象也更為深刻。比如說,老百姓在5月底自發前往北京郊區阻擋和勸說軍隊進京。沒有人下令讓他們這樣做,但這些市民還是前往當地希望阻止學生被軍隊鎮壓。當然,27號有超過百萬人參加的大遊行也非常壯觀,遊行隊伍經過的路邊人們在高樓上打開窗戶,為他們鼓掌、喝彩和加油。大家感覺到來自老百姓的支持。

法廣:上文提到的兩名北大學生又是怎麼看呢?

吉梅爾:我問他們如果89學運在今天發生,你們會參加嗎?我得到的答案則是繞過提問跟我說,與那次精神有些相同的是,我們參加過2008年奧運會火炬在巴黎傳遞受阻時的抗議。其中一人告訴我,我對當時參加前往針對家樂福,譴責法國的抗議十分驕傲。顯然他提到的是一個民族主義的示威。但我則認為針對家樂福的反法抗議,與天安門學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鬥爭。一個是單一民族主義的運動,另一個是對真正改變社會的訴求。

法廣:您認為89年的學運與其他發生在中國的抗議運動,比如說民族主義抗議存在區別?

吉梅爾:(學生們)對天安門廣場為期數周的佔領運動,在中國歷史來說毫無疑問是特殊的。它維持了7周的時間,並有成千上萬的人參與,我認為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我當時覺得整個社會都對學生們予以支持,這也包括在中國的其他地方。相關消息當時在中國的大學中都有所傳播。我覺得這也讓政府感到害怕,因為社會中所有的階層都有所參與,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學也開始加入到學運當中。這個運動在當時涉及到了整個國家。

法廣:您在書中也提到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人們也變得更加富裕起來,當您和朋友對話時聽到的更多的是對自家房屋面積的提及,而不是談論政治。您怎樣看中國社會的發展呢?

吉梅爾:當然,我無法對成千上萬的中國中產階級,希望過上更好生活的渴望加以批評。因為我們在上世紀50、60和70年代也有同樣的渴望。但令我不適的是,人們對涉及政治或集體的事都不願加以思考,更為以自我為中心。我要努力得到最好的職位、最大的房子。給我的印象是,他們不接受對30年前發生的事情加以思考,或者說想想得到了什麼教訓。他們往往提到的教訓就是,如果沒有軍人鎮壓就會出現混亂,與混亂的局勢相比我們則更喜歡穩定。

法廣:這樣的看法也在您書中的多個來自不同背景的受訪者中出現。

吉梅爾:他們中大多數人認為,89學運最終以六四流血和死亡的方式結束是必需的。這不是我的意見,而是他們說的。因為,要不然中國就會重回混亂。但混亂一詞又包含何種含義。我認為,它包括(黨)對國家領導的困難和對去組織化的擔心。當然,黨領導一切,他們將這些不同的擔憂全部放到了混亂一詞當中,這也是官方的解釋。這次從中國回來後,我感到中國發展的非常快,人們的工作也很辛勞,這使得沒有給人們留下太多進行自我思考的空間。同時恐懼的因素也確實存在,如果我說了什麼,就會擔心被關起來,被消失或丟掉工作。恐懼阻擋了所有的要求和任何微弱的慾望。我認為,只要這個恐懼感仍然存在,什麼也都不會發生。

法廣:也有的像您在北大遇見的學生一樣,說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

吉梅爾:我覺得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普通百姓對黨內的政治鬥爭一無所知。正如他們的無知,所有的事情都是秘密進行,有一個人就跟我說,我要是說出我的看法,但這又有什麼用呢!人們對自己無法改變任何事情的現狀有所認知。中國知識分子們當下也不出聲,因為他們一發聲便會受到制裁。面對當局沒有任何的制衡力量。

法廣:您對這本書還有什麼希望表達的嗎?

吉梅爾:我覺得通過寫這本書和採訪,我覺得給予了那些平常不習慣於表達觀點的人們一個少有的發聲筒。我對自己鼓勵他們拾起對自我表達足夠的信心而感到驕傲。我採訪的都是普通百姓,他們既不出名,也不反叛。寫書的過程也幫我了解到當今真實的中國。這些不說話的沉默者告訴了我他們的想法,讓我感到這麼多年後還是保持下來與中國自1989年建立起來的確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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