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瑞士的中國病毒學專家董宇紅博士是最早對新冠病毒的自然來源提出質疑的專家之一，她在疫情爆發之後不久便大膽提出了病毒來源可疑的問題，並且用翔實的文獻論據詳細地論述了她的觀點。近日法國諾獎得主提出病毒為人造並且來自武漢病毒實驗室的觀點再度掀起了國際病毒學專家們對病毒來源的討論。儘管絕大多數世界頂尖極的專家都認為病毒為自然來源，但是，董宇紅博士依然認為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她向本台解釋了她之所以依然持有疑問的原因所在。此外，她還在訪談中提出了一些尚未進入公眾視眼也並未引發其他專家關注的疑問，比如說，作為病毒為自然形成的主要依據之一由武漢實驗室一月中旬公布的基因組RatG13病毒是否確實存在的問題。
董博士還在訪談中回答了與疫情相關的一系列問題，例如所謂人造病毒與自然病毒的區別是什麼？西方死亡率遠遠高於亞洲是否意味着病毒對人體的攻擊程度會因人種而異？為何專家們在治療患者的療藥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等等。
法廣： 首先，非常感謝董宇紅博士接受法廣的專訪。首先請您作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董宇紅博士：我是搞傳染病出身的，是北京醫科大學的醫學學士，北京大學的醫學博士，在這方面有17年的經驗，曾經擔任諾華公司的醫學顧問，目前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擔任首席科技官。
法廣： 法國諾獎得主有關新冠病毒為人造來自武漢實驗室的推論似乎回答了您此前的疑問，但是法國病毒學專家幾乎全體否決了他的研究結果，認為他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您怎麼看？
董宇紅博士：病毒感染性疾病臨床治療和抗病毒研究方面有常年的研究和工作經驗。剛剛知道這個病毒的爆發之時，的的確確出於職業敏感，對這個病毒的臨床表現和基因學的特點做了研究分析，並且總結了這個病毒的一些特點。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只是分析和羅列我看到的文章發表出來的數據，目的是爲了提出一系列圍繞着“武漢病毒的科學難題”，引起專業人士的關注。 我個人並沒有做任何結論，沒有說病毒是人造的，這一點需要澄清。我更不是陰謀論者，只是覺得人們面對這個來勢洶洶的病毒，應該盡職研究，以保護公共安全。關於武漢病毒的是否是自然來源問題，從嚴謹的科學角度來講，根據目前的資料，應該還沒有定論。曾經有這樣那樣的研究似乎提示它有實驗室干預的痕跡，但似乎並沒有得到進一步證實。同時，目前也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它的自然起源，也沒有任何一個現有的科學理論能夠說清楚它的來源問題 。
我想強調的是，不管它來自自然、還是有人工干預的因素、還是兩者都可能，這個病毒對人類極具破壞性。我們一方面要關注並徹底調查它的來源；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怎麼更好的降低病毒對人類的危害、怎麼更好的保護人類上。
因為這個病毒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一個病毒，它的致病性、傳播力都大大超出了我們人類目前所能想象的，所經歷過的。可以說，它的致病性已經震驚了整個醫學界和科學界，4月17日《科學雜誌》發表的一篇評論，How does coronavirus kill? Clinicians trace a ferocious rampage through the body, from brain to toes。臨床醫生形容它的破壞性，從人的大腦到腳趾頭，可以說對人的整個身體具有極大的毀壞性、對人體的生命系統的破壞力極大。 它的傳播力更是熱核級的，短短的3-4個月時間肆虐全球，目前全球已經有將近三百六十多萬人感染，25萬人喪命。就是這麼一個對人類可以說是致命性的、毀滅性的病毒。
為何病毒來源沒有定論？
法廣： 能否請您進一步的解釋一下為何您堅持認為病毒來源沒有定論？
董宇紅博士：因為用病毒的進化理論來推，沒有發現合理的最近親緣關係的毒株，缺少進化上合理的祖先病毒，分子鐘理論推論進化時間也無法合理推論出它的自然起源。
從病毒的基因的特點上分析，它的絕大部分蛋白都與一種最近剛剛發表的蝙蝠來源的病毒（RaTG13）的序列相似度很高，達到了96%；可是就是在S蛋白的結合受體的位點上出現了關鍵的替換。還有一個別的β科B譜系的病毒所都沒有的Furin位點。這些都是非常奇特、詭異的基因特點。重組也無法解釋，許多科學家的分析都推翻了重組不可能來解釋這個病毒的產生。
另外，用動物源性傳染病的理論，也無法解釋。無論是穿山甲還是蝙蝠，都不是合理的動物宿主。其他蝙蝠來源的病毒，如1994年的亨德拉病毒通過人馬共患、1997尼帕病毒人豬共患、MERS中東呼吸綜症是駱駝傳給人的，這些動物都與人類有着密切的接觸。而蝙蝠冬眠，穿山甲也不是與人類活動具有密切關係的動物。
如果現有的科學理論都不能很好的解釋病毒的自然起源，那麼還有一種可能是目前所有的科學理論都不盡完善，那麼是不是我們需要一個更完善的理論來解釋它的來源。科學的發展也是在不斷的完善之中的，從牛頓力學、到相對論、到量子力學，到現在人們對宇宙的認識還是很有限的。
諾獎得主的研究，採用的數學模型方法十分新穎，我目前的水平還無法判斷。武漢病毒的確在臨床表現上，攻擊人的免疫系統，導致較高比例的淋巴細胞減少。4月7日在自然雜誌下屬的細胞和分子免疫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武漢病毒能通過S蛋白介導的膜融合過程，感染T淋巴細胞。 這個話題值得關注。
法廣： 許多否認病毒為人造的學者都列舉了中方提供的參照病毒BatCov-RatG13，您剛才提到的英德學者4月7日公布在自然雜誌上的研究文章，參照BatCov-RatG13的基因組作比較得出的結論病毒人工製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武漢甚至不一定是病源地。看來BatCov-RatG13對病毒來源研究來說是關鍵因素，此前有業內人士懷疑這一病毒或許並不存在，您認為上述懷疑是否有足夠的依據？
董宇紅博士：病源地的問題，我是這樣看的：從流行病學角度來講，哪裏首先發現的疫情，病原體一般就是來自哪裏。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對這個問題基本看法一致。發明治療艾滋病“雞尾酒療法”的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教授、台灣學界譽為“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院士，都肯定武漢病毒是發源地。 從病毒學研究的角度來講，國際病毒基因數據庫，GISAID和Genbank公開共享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nCoV）基因組數據， 病毒之間的進化關係可以順藤摸瓜，做親緣分析。基於這些事實基本都得出一個結論：所有的病毒株都起源於、來自於中國武漢的 2019年11月至12月的一個共同祖先，也就是他們的祖先都是來自武漢的病毒株。
這些新型冠狀病毒的毒株基因組非常相似，同源性大於99.9%。進化速度上符合病毒進化的分子鈡理論。我們知道鈡，就是計時工具，中國古代的滴漏計時，機械鈡用機械的轉動來計時。
石正麗的研究小組於2020年-2月在Nature上發表的報告的新的蝙蝠冠狀病毒BatCov RaTG13，與2019-nCoV的整體基因組序列同一性達96%。但是，他們以前從未在任何研究中提到這種病毒，也從未發表過相關論文。這一點比較奇怪，值得調查。
人造病毒自然病毒界線分明？
法廣： 經常聽到專家們在回答病毒是否是人造時，十分肯定地回答說，倘若是人造病毒，那我們一定早就發現了。人造病毒是否十分明顯？病毒學界經常製造人造病毒嗎？ 2013年中國學者曾經製造了一個結合H1N1和H5N1合成的人造病毒，這一病毒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人造病毒嗎？
董宇紅博士：這裡有一個關於人造與自然的定義問題。其實人們現在所糾纏的人造或自然是局限在基因或核酸水平上的，也就是說這個病毒是否由通過核酸水平的人為介入才出現的。但是，人為介入可以不止是核酸水平的。比如騾子，比如無籽西瓜，這些都是人為介入、人工干預了自然過程才能產生的，但在基因水平人類絕對造不出來，那麼能說它們是自然產生的嗎？
實際上，人為介入改變物種貫穿了人類歷史，而基因水平的介入才幾十年，忽視或刻意不考慮其他方式的人為介入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實際上，不負責任的人為介入，這正好是世界應該關注的，比如賀建奎事件。沒有負責任的社會體制的監管，正好是催生人為介入改變物種的可怕土壤。
即使能證明病毒的基因完全是自然的（目前可能還證明不了），也無法推卸責任。石正麗的研究小組在雲南的蝙蝠山洞裡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把各種病毒的樣本帶回了武漢，並且還做出了新的嵌合病毒、重組病毒，這一切對人類到底是禍是福呢？ 人造病毒應該是從方法學上，明顯看的出來的。病毒學界, 的的確確經常改造病毒，比如重組病毒疫苗、運用病毒進行基因治療等，另外還有一大類的獲得性功能”（Gain-of-Function）研究。
這種Gain-of-Function研究一般都有看似合理的科學研究目的，為了研製出更強、更毒的病毒株，更好的保護人群，所以要進行新的病毒開發、新的疫苗開發。可是，這些研究真的能保護人類嗎？
世界多個科學家都質疑過這種研究的價值和給人類帶來的風險。美國分子生物學家和生物防禦專家理查·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對這種研究可能帶來的意義給與質疑，“這項工作的唯一影響是在實驗室中創造了一種新的非自然風險”。雖然美國政府2014年就已經強制暫停“功能獲得”（GOF）研究，但是仍然有一些國際研究小組繼續在做這種研究。
嚴謹的科學家不能在病毒泄漏問題上幫誰打包票
法廣： 國際社會僅有極少數專家認為病毒為人造，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懷疑病毒來源可能是實驗室泄漏。根據目前已知的來自中國官方以及西方媒體的報道，您如何評估這種可能性？
董宇紅博士：我們只能說，根據現有掌握的資料，現在做任何判斷都為時過早，缺乏充分的證據。
正如前面闡述的，因為目前還缺乏足夠的證據證明自然起源，那麼實驗室的泄露，作為其中的一種較大的可能性，是一定要嚴格調查的。如果它確實某個環節與實驗室有關，那麼我們必須找到實驗室在哪裡以及誰是負責人。 必須採取行動、以確保任何此類事件都不會再次發生，危及人類安全。追蹤病毒的來源、不單是為了追責，而且是為了以後更好的預防、保護公共安全。
如果的確是自然起源，如果武漢病毒的確來自動物， 到底是哪些動物？這些動物是不是可能仍在傳播病毒？這些事情關係公眾安全。但是，我好像並沒有聽說當局對在武漢地區測試野生動物，或者即使他們在測試，也沒有發布結果。
中共處理疫情上缺乏透明度。尤其是一再拖延、掩蓋疫情，並且拒絕其他國家的專家進入疫區協助。實在令人費解。
科技的發展固然重要，但是科技的良性發展需要建立在對人類有益、以及維護基本的道德底線的基礎之上。否則，如果人們一味發展科技，忽視道德建設，看似繁榮的科技卻會隱藏巨大的危機，甚至會因為自己的不負責任的科技發展而吞食苦果。
法廣： 世界上病毒實驗室泄漏病毒的事件是否經常發生？ P4實驗室這種高規格的實驗室是否更加安全？
董宇紅博士：可能性的確存在，病毒是否泄漏的問題，嚴謹的科學家，是不能幫誰打包票的。武漢病毒所，敢不敢公開“處理實驗動物的外包商”的具體情況？如：訂立的合同、相關的管理制度、嚴格的歷史操作、對外包商的監督管理歷史記錄檔案？
法廣： 為什麼新冠病毒在亞洲造成的死亡人數要比歐美低得多？除了政府應對政策上存在差異之外，人種是否有可能是因素之一？世界病毒史上有沒有因人種不同而對病毒的反應不同的先列？
董宇紅博士：目前看到的歐洲各國的死亡率大概是中國的死亡率的三倍。大部分歐州國家的數據是真實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官方數據真實性已經遭到多個國家的專家們的共同質疑的，估計至少高於目前數據的3倍以上。瞞報、漏報的可能性非常大。中國真正的感染率、死亡率，都不清楚。使用這種不真實的數據得出的結論，與其他的數據一起分析，有誤導作用。
非常感謝董宇紅博士接受法廣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