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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倫:中國在疫情之後可能面對巨大的孤獨

音頻 14:08
疫情中的中國上海街頭資料圖片
疫情中的中國上海街頭資料圖片 © 路透社圖片

2019年底自中國武漢開始的新冠狀病毒疫情重創中國,也重創世界。疫情中,中國領導人一聲令下的決斷,與歐美政府的猶豫與被動形成反差。儘管歐美國家疫情數字與疫情最早的爆發地中國的數字差距之大令人難以置信,但中國政府自詡的制度優越性,在西方輿論中並非無人附和,有些評論認為這次疫情進一步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果真如此嗎?如何看中國體制的效率?如何看西方防疫努力中的被動?新冠病毒疫情會對冷戰結束以來,經濟全球化推動下的國際關係格局產生怎樣影響?我們連線採訪了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教授、目前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張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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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讓民主自由制度面對一種最深刻的悖論

法廣: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已經暫時得到控制, 中國的形勢與歐美國家目前的被動形成非常鮮明反差。中國政府開始炫耀制度的優越性。在此之前,由於中國經濟的快速起飛,其體制的效率也的確被一些西方人稱讚。您這麼看中國體制的效率?

張倫:您的問題包含兩個層面的效率問題。一個是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我想,這個問題要從不同角度來看。其實蘇聯的制度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也曾經發展迅速;五十年代,中國戰後恢復的時候,增長率也很高;許多人不知道或者忘記了,我們如今看來很糟糕的國家,朝鮮,一直到60年代,其經濟增長有時也是高於韓國的⋯⋯所以說,這些問題需要通盤來看。一時的經濟增長並不能說明根本問題。納粹德國在第三帝國時期經濟也高速增長,希特勒當時能夠獲得很多人支持是有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做基礎的。即使在最近 這些年的阿拉伯之春國家中, 比如突尼斯,就曾經長期是非洲發展之星,但是那種模式發展有內在問題,比如社會的不公正,三分之一的GDP增長都掌握在一個家族手裡,最後問題就來了。

其實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上也有這樣的先例。比如三十年代上海之繁華,全世界當時也沒有多少城市有它那樣的輝煌和發達,東京、香港(那時)都無法與之相比。但是,社會發展不平衡,由此帶來的問題也非常明了,這也是中共後來能夠崛起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需要放在一個長遠的歷史角度:什麼樣的制度、政策,才能夠使這個國家長治久安,讓社會保持一種,即便不是那麼完美,但是能夠保持基本的公正,保持社會基本的和諧,我想,這才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需要有一點歷史感。

至於防疫的效率,這次疫情的病毒特別詭譎,傳播之強勢與速度之高,大概也是人類少見。面對這樣一個病毒,如果說極端一些, 什麼制度最有效呢?在沒有有效的藥物和疫苗之前,如果僅靠社會隔離的話,極端地說,應該是監獄式的制度最有效。因為這種防疫措施的前提本身是反自由的,所有自由制度面對這樣一種病毒的時候,也面對一種最深刻、最本質性的悖論!民主自由國家近些年都面對一些重大挑戰。前些年是恐怖主義問題,恐怖主義問題也有一個如何界定權利、怎樣限定人的自由的問題。比如美國的安全監聽問題一度引起很多爭議,就是說:在什麼程度上我可以讓渡我的自由,才能夠更好地控制恐怖分子。如今是病毒,是以另外一種極端的方式出現,而且是大規模出現,牽扯到所有人。民主自由制度此時就面對一個很深的悖論。

我的看法是,沒有什麼制度是完美理想的,只要是有人運作的制度,需要有人做決策,那就沒有什麼能保證會不出問題。一個相對的威權、集權的體制,有的時候,在速度方面,如果做得好的話,可能會更有效果。但從長遠角度看,因為信息不流通、專斷,這種體制帶來的問題可能又是極其災難性的。西方制度可能有自己的問題,比如在美國疫情第一期的反應的種種不力,需要動員,需要轉軌,要從一種相對自由的體制邏輯,轉軌到一種戰時邏輯。一旦實現轉軌之後,我並不覺得這些國家效率比專制國家、威權國家差。這些國家一旦實現這種轉軌,社會也完成了一種心理調試。這一點很重要。這裡的一個很大的悖論就是,新冠病毒的獨特性就是,在(疫情)沒有嚴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在民主自由國家,社會很難接受(限制自由措施),反對黨也不會接受,輿論不會接受。但是一旦問題變得嚴重的時候, 又到了非常嚴峻的時刻⋯⋯這是這次疫情帶來的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一種悖論。但是,這些民主體制還是可以做得相對好一些。比如韓國,比如台灣,比如德國。概括來說,就是體制當然非常重要,但決策也是很重要原因。我想強調的一點是此外還有很多人們經常忽略的因素,比如意大利疫情嚴重,與當地人口老齡化有一定關係;美國死亡人數攀高,與一些人群的肥胖症有關,等等。需要看怎樣能用分析的、多角度的、完整的方式來看,才是判斷這個問題的更好方式。

另外,除了特朗普本人決策上的一些問題外,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問題,比如美國的聯邦制是美國前一段防疫協調不順暢的一個很大原因。但是,這個問題、這個缺點可能從另一個角度說又是優點,比如這些天圍繞是否重新開工的問題的爭議,這種體制可能很好地保證了各個州根據自己不同情況的自主性。如果不是這樣, 東西南北中都聽一個人、聽一個黨,如果決策出問題,那很可能就不可收拾了。所以說這些問題需要客觀的、理性的、多角度的分析,才比較恰當。

疫情之後的去全球化一定是某種程度的去中國化

法廣:中國疫情開始得到一定控制,美歐國家抗疫非常被動。有些評論認為,這次疫情進一步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您怎麼看?這次疫情對未來的國際關係格局,會有怎樣的影響?

張倫:我覺得我們是在經歷“第三次世界大戰”。當然,這裡需要加引號。它不是傳統上的人與人之間的博弈,是面對一個肉眼看不見的病毒。但是,從動員機制,到造成的損失(美國現在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數已經超過美國幾次參戰的死亡人數),財產的損失,人員的損失,社會的心理震蕩等,都與戰爭無異,甚至超過了一些戰爭。其衝擊非常深遠,會給人類歷史畫出一個2020之前,2020之後。我相信,疫情之後,最近三、四十年的這一波全球化浪潮徹底終結了。人類不會回到老死不相往來那種時代,不會的。但是這一波浪漫的、狂飆突進的、自由化的浪潮徹底終結了。這一波去全球化,一定是某種程度上的去中國化。因為這一波浪潮自美國而發端,但中國是最大的受益國。無論北京現在怎樣為自己宣傳,在國內,在國外,用各種各樣方式來強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但實際上北京這次面臨巨大挑戰,問題才開始。

新冠疫情中國現行體制的一個拐點

張倫:我認為,這次疫情是一個歷史拐點。是習近平統治的一個拐點,也是中共歷史的拐點。我要說的是這個制度本身。毛時代的失敗已經毫無異議。過去這三、四十年靠的是鄧小平局部否認毛的體制的方式,這在某種程度上挽救了這個體制,給這個體制重新注入了資源,注入了一些合法性。但是現在,所有造成這三、四十年的發展的因素逐一都在喪失,從內部到外部,從人口紅利,到外部對中國的警覺,包括中國產業升級能不能升上去、這種發展模式本身帶來的環境壓力,等等,都已經到了轉折點。而這次疫情只會加速這種趨勢,我看不出來有任何可以暫時緩解的可能。我看不出來,北京能以什麼樣的方式、尋找什麼樣的資源,來給自己再造第二次輝煌。下一步北京可能面臨更大的問題,非常嚴重。我們也看到一些數據,有人提出,最近至少有六、七千萬中國人失業(但我不知道具體數字,只是看到有人這樣評估,相關內容又很快被刪除)。但本來產業就在轉移,如果國際上疫情得不到及時緩解,那麼,你看別人的熱鬧,卻不知道那就是你自己的熱鬧,因為外需沒有了。復工,但復工做什麼呢?中國相當一部分產業是依賴外貿,北京有什麼理由說它可以就此更上層樓?我完全看不到。

西方對中國的反感可能從精英層下沉到整個社會

張倫:更何況,這之後,世界對中方的懷疑,甚至是敵意,只會加深。我想說明一點,最近這些年滋生、擴展的對中國的懷疑、批判,很多情況下,還是與精英層相關,而不是社會層面。但這次的疫情,由於中國至少在前期隱瞞,造成疫情在全世界擴散,各個國家的社會層面因為自己直接忍受的創痛,那種對中國的反感,甚至對中國人的一些反感可能很快下沉到整個社會層面。以西方民主國家為例,這樣一種上下互動,怎麼可能突然間改變?中國拿什麼來挽回這些民間的、社會層面的不滿呢?如果社會層面對中國的這種不滿和反感不斷擴散,又怎麼能想象西方以選票為基礎的政治精英會去說中國的好話呢?在美國, 共和黨和民主黨基本上在美國相當大部分的社會議題上, 都立場分裂,只有在一個議題上高度一致,就是中國。最近的調查顯示,(美國)社會上對中國的反感與敵意達到幾十年沒有過的最高點。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支持民主黨的選民和支持共和黨的選民對中國的反感幾乎是同步的。在這樣的背景下, 無論誰來主政白宮,他(她)將來會對中國好言好語、溫文相向嗎?我表示懷疑。這不是特朗普本人的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問題)。我完全不認為北京會有什麼能力在疫情之後,贏得世界更大的尊重。很可能的局面是一種巨大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