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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發展

王維洛:隱瞞武漢新冠疫情的責任者是“小康”

音頻 14:50
疫情下中國湖北武漢 2020年4月10日 街景
疫情下中國湖北武漢 2020年4月10日 街景 REUTERS - Aly Song
作者: 楊眉
27 分鐘

新冠病毒繼續在全世界蔓延,如果說它在歐美的傳染高峰期似乎已經過去,它在南美以及非洲的傳播卻才剛剛開始,而且,專家們普遍擔心在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很可能會出現第二波傳染高峰。人們在默默承受,耐心防治的同時,也不斷地反反複復地思考着一個或許永遠無法解答的問題:倘若當初武漢當局及時採取有效措施遏制病毒的擴散,那麼,或許就不會有今天?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北京政府決定隱瞞疫情?旅居德國的中國水利專家王維洛先生日前在網絡發表了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對比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府今天處理新冠疫情的方式與二十多年前江澤民政府應對長江特大洪災的措施,這篇文章或許能夠為回答上述疑問提供一些思路。法廣因此電話採訪了王維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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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王維洛先生,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法廣的專訪,您最近對比了中國政府處理新冠疫情與1998年長江洪災的方式,能否介紹一下您由此獲得的結論?

王維洛: 中國有一句無人不知的老話:治水如治國。中國政府這次應對新冠疫情主要有兩大法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這兩大法律將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按照其重要性分為四個等級,其實是效仿應對特大洪災的應急措施,這四個等級分別是:特大災難,重大,較大,與一般四級,相對應的應對措施,分為一級響應,二級響應,三級響應,與四級響應,分別用紅色,橙色,黃色,與藍色來表示。1998年的洪災就是一級響應,最高等級的。洪水的流量並不是最高,但是,水位是最高的,超過了歷史最高水位,所以,洪災的損失是非常嚴重的。同這次新冠疫情一樣,1998年洪災之前,國務院也早已預先出台了應急的緊急方案,根據預案,如果湖北沙市的水位達到44,67米,那就應該打開分洪工程的北部閘門,目的是降低沙市的水位一米,而當時沙市的最高水位已經超過了這一警戒線,八月五日,湖北省政府因此一邊做好打開北閘的準備,一邊打電報請示北京,當天晚上,專家們一致同意打開閘門,朱鎔基在會後坐飛機前往北戴河請示江澤民,但是,大家都知道,江澤民當時的回答是“嚴防失守”,這句話今天成為經典。中央沒有授權打開閘門,因為中央另有考量。

法廣:您說當時中央的另有考量指的是什麼呢?

王維洛:我們都知道,江澤民是通過這次長江洪災的機會全面掌控軍權的,但是鄧小平去世之後不久,江澤民雖然已經大權在手,但是,對軍隊是否對他忠誠卻並沒有完全的把握。今天大家都知道,江澤民是通過這場洪災測試了軍隊對他的衷心,這次洪災中走在第一線的例如徐才厚等人今後就成為江澤民的左膀右臂。所以,他必須等情況變得十分危急時才可以調動所有的軍隊,這就是當初江澤民的考量。江澤民十分得意地說:一個電話調動了八個師。這同習近平用打腐敗集權一樣,江澤民就是通過長江洪水獲得軍權的。

法廣:那據您看來,今天習近平沒有回應武漢市長的請示,沒有及時公開疫情的消息,他的考量是什麼呢?

王維洛: 武漢市長周先旺1月27日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說去年十二月已經通報中央,但是,中央沒有授權,因此他不能採取措施。大家都認為不可思議,但是,按照政府有關傳染病突發事件的緊急法令,他必須獲得中央的首肯,一直到一月二十號,國務院承任之後,他才可以動手。因此,他才做出了封城的決定。這兩次事件非常類似,中央預先都有預案,但是,危機發生時中央的考量卻與地方有所不同。2019年12月31日的晚上,習近平要發表中國進入小康社會的講話,這對習近平來說,是他執政之後的一大重要政績,他是不願意讓武漢疫情來掃興的。所以我說妨礙武漢疫情消息公布的責任人是“小康”,因為,習近平要在當天晚上向全中國人民宣布,2020年是偉大的一年,中國將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這對他來說要比老百姓的性命要重要得多!所以,我建議等疫情結束之後,在武漢的蛇山上修建一個武漢肺炎死難者紀念碑,效仿美國華盛頓的越南戰爭犧牲的士兵的紀念碑,將在疫情中死亡 的所有的武漢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就像我們也應該修建一個汶川大地震死難者紀念碑一樣。同汶川大地震不同,這次死於武漢肺炎的每一名死者的姓名與職位都應該存儲在中國疾抗中心傳染病直報系統內,這是2003年之後建立的,只要獲得全國人大授權死者家屬同意就可以公布。

法廣:最後,您認為怎麼樣才能夠避免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

王維洛:我還是用李文亮先生的這句話來結尾:“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能夠只聽到一種聲音。”

非常感謝王維洛先生接受法廣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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