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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論壇

夏明:香港的民主運動一定會走向更大的全球化格局

音頻 12:32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2020年6月4日。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2020年6月4日。 © 路透社圖片
作者: 流芳
36 分鐘

七月一日,是香港主權移交23周年的日子。23年來,香港的前途與命運始終牽動着世人的心弦。1984年,中英兩國在北京簽署了確定香港回歸的《聯合聲明》,中國前任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由港人治港、50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方針,頗令對主權移交後香港政治生態憂心的廣大民眾感到心安。然而,23年來,在度過了短暫的平靜之後,香港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議浪潮: 從數十萬人上街抗議基本法第23條、到每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從“雨傘運動”到規模空前的“反送中”示威,每一場運動都凸顯了香港民眾要求維護自身民主和自由權利的決心。然而,隨着今年5月,中共人大推出新的港版國安法,香港的特殊地位似乎受到空前威脅。針對香港局勢和未來發展,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先生向我們闡述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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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信條不僅曾令港人安心,也曾令世人信服。但是從目前的種種情況看,這一承諾並沒有得到遵守。主要原因是什麼?

夏明:“一國兩制”之所以能夠得到香港人的接受,其中一個大的環境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們知道,當時鄧小平還健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的改革給世人都帶來了希望。鄧小平(當時是趙紫陽在主政)跟英國首相撒切爾能夠達成這一攬子協議,當然對香港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安排,也是一個非常務實的安排:一國兩制。但是很不幸,這個安排很快就在89年其實就已經預定了的:97年香港的回歸不會平安。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天安門大屠殺。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人在整個89年對北京89民運和北京的學生運動非常地關注,也非常希望它能把中國推向進步。但是因為89的失敗,我認為是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受挫,使得香港的97回歸已經蒙上了陰影。

以後我們可以看出有三個原因使得香港局勢不斷惡化、一國兩制廢除。第一,因為89年的失敗,民主化受挫,所以中共的專制邏輯不斷在演繹,專制邏輯的演繹其中最令人擔心的就在於,極權主義想控制一切,如果香港成為一個活口、或者成為一個它無法完全控制住的阿基米德基點。鄧小平希望它成為引導中國變成香港化、所以對鄧小平來說,香港也有火車頭作用。後來隨着89民主化受挫,有的民主人士說:香港也以為香港可以成為一個阿基米德基點、可以撬動中國的民主化。這些頗令中共擔憂,他們擔心顏色革命等等。第二,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近十年間,中國政治急劇惡化,尤其在習近平治下。習近平開歷史倒車,不僅搞自己的任期無限,而且是高度集權。對“一國兩制”進行了實際的破壞。所以“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是習近平政治反動的一個直接後果。最後一個原因,在97年香港回歸以後,成長了一代新的香港人。這代新的香港青年既沒有殖民主義的陰影的籠罩,同時又沒有專制政權對香港直接的控制帶來的這種心靈上的創傷,所以我認為,新的一代香港人成長起來,這代人使得香港變成中共特別難以處理的一種新的發展趨勢。所以我覺得以上三個因素加在一起,出現了今天的格局。

法廣:隨着港版國安法的推出,香港的民主運動將何去何從?

夏明:我覺得討論香港的去向非常讓人感到沉重。因為我有很多朋友、一些我很尊重的長者、也有我同年的同事、還有比我年輕的這些忘年交的朋友在香港。今天感覺到他們的焦慮,許多人可能會移民,許多人可能會放棄發聲,所以我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大概有這麼幾個走向:首先第一,從六四的紀念活動一下處於低谷、今年特別受到挫折,所以我們也相信,七一的慣例、一般大遊行,我相信今年2020年,與往年相比,可能也會出現一些低谷。因為很多的香港的家庭或者年輕人都已經開始刪除他們的社交媒體的各種記錄等等。所以我認為香港的人群會出現分化、(抗爭)會出現低潮。有部分人會離開,會到移民其他國家。這與97年回歸以後數年間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有些人會離開。另外有部分人,我們看到像黎智英這樣的,他表示:一定要繼續堅守,這種堅守,我認為也會出現一種非常悲烈的發展。但是有一點,就是香港整個的民主運動一定會走向更大的全球化。因為香港的移民現在已經分布在全球各地。如果隨着香港問題的惡化加劇,香港新的移民浪潮出現,那麼我相信,無論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甚至台灣和韓國,恐怕都會成為新的香港人來反抗中共的中心。因此我覺得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會成為一個新的全球化運動,而且我相信它的資源和領導能力以及影響,可能會超過現在所有的在海外的全球化的各種海外的民主運動,這點我覺得可能會給中共帶來更複雜的、更長久的、更廣闊的挑戰。

法廣:您認為,未來數年,中國面對香港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夏明:我覺得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香港有兩個方面的挑戰。一是如果把香港控製得太死,香港在亞洲本是充滿活力的一個城市,對於中國的經濟也是一個火車頭,而且我們知道,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也是中國經濟的進進出出(無論是資本、還是貿易)的一個大動脈。因此,如果香港在人類歷史上是少有的這麼一個地區、或者國家、少有的殖民地,它的經濟成長和生活水平超過了它的殖民地宗主國,如果這樣來看的話,就會意識到香港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大的。它在過去40年對中國整個經濟的撬動和影響也非常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把香港搞成死水一潭,不僅對香港800萬的老百姓來說,這是一個悲劇,同時對整個中國的經濟來說,從質量上來說,也會是一個重創。所以我相信中國政府會擔心,也不願意把香港變成一個死港。但是它如何拿捏?這裡面又非常地困難。因為中共整個執政體系經常是:它無法有一個既有活力、又有自由、又有秩序的這麼一個綜合。它經常一抓就死、一放就亂。所以它現在還沒有學會一種民主化的多元社會的管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香港一抓就死的話,它無法管理香港作為多元社會;它如果要給它一些自由,它又怕香港對它進行挑戰。這種挑戰,正如我剛才講的,香港的青年人成長起來了,基本上不認同大陸的政治價值觀。對香港青年的本土化,包括香港政治中出現這種獨立的傾向,或者它政治認同的獨立性發展,我相信對大陸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政治和社會的管理。所以只要有機會、只要有空間,香港已經成長的這一代青年會繼續成為反抗專制的一代,所以對中共來說,確實這兩大挑戰:一抓就死,經濟就死掉了,香港就變得沒有價值;會給中國整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如果它管理不好,又想松一松,又出現各種空間,又讓它面臨著各種沒法處理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對它整個治理來說,可能對整個中國的共產黨政權的安危來說,可能都會帶來一種挑戰。

法廣:中美關係的發展是否會直接影響香港前途?

夏明:我們知道,香港“一國兩制”的地位,主要由三個重要的國家來決定的。一個當然是英國,英國與中國談判,產生了相關的主權移交。中英有兩國的協議。另外一個是美國。美國基於英國與中國的協議,而且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因此美國和美國一直主導的全球貿易的這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等,也會把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體來對待。所以美國對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體的認識和承認,通過了像《香港關係法》,香港地位得到確認,當然是香港整個地位和在全球重要性的一個根本的保障。因此如果中美關係發生各種變故、發生衝突,如果美國認為香港已經喪失它的自治地位,如果美國取消了給香港的許多的特殊的對待,對香港來說,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因此美國的政策經常可能會變成一種雙刃劍,即:中美關係緊張,如果中國要懲罰美國、或者有時拿香港使氣;或者如果美國要給中國做點顏色,要改變對香港的地位,其實對香港來說、對香港居民來說,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同樣,如果中美要和好,像特朗普總統說,比如包括對六四,他認為就該鎮壓,香港呢,就是一種騷亂。他覺得紀念、抗議就是騷亂。如果美國和中國完全配合默契,又會犧牲香港人的利益。因此中美關係、至少在目前特朗普總統治下,我認為無論是中美關係緊張或者和好,對香港都有一種雙刃劍的功能。這是讓我覺得比較悲哀的。尤其是如果美國的政策搖擺不定,可能給香港人帶來一種虛幻的幻想。這種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特朗普總統有沒有可能把香港用做一個簡單的籌碼,因為他的總統制,人們稱他為是交際型的、交易型的總統制,完全是玩交易的總統。這對香港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這點是值得我們擔憂的。

香港的發展不僅跟美國有關係,它跟中國大的政治、經濟格局也有關係。因為我覺得目前儘管是香港最困難的時刻,但是從天時、地利、人和的角度,可能中國大陸的變革恐怕已經走到了門檻。所以如果中國的政治經濟發生變革,如果中國的民主化有可能再啟動的話,那麼我覺得也許會給香港的發展帶來意想不到大的格局變動。那個時候,有天時、地利、人和,我相信,香港不斷的主觀努力和香港已經形成的公民社會領導層,可能會給香港帶來新的希望和新的變局,同時也會影響大陸的民主化和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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