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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數據化的普遍應用猶如套在14億人民頭上的一付電子枷鎖

音頻 13:40
紀念劉曉波逝世三周年的紀念活動在德國肯彭市舉行 2020年7月13日
紀念劉曉波逝世三周年的紀念活動在德國肯彭市舉行 2020年7月13日 © 民主中國陣線/田牧
作者: 流芳
33 分鐘

2020年7月13日,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三周年。2008年,劉曉波參與起草《零八憲章》。《零八憲章》大膽地呼出“民主、法治、結束審查制度”的訴求。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在以上幾個方面似乎沒有改善。近年來,因言獲罪的各界人士仍然屢見不鮮。為敦促中國民主事業的發展,活躍在國際社會的各方人權志士利用劉曉波逝世三周年的日子,緬懷逝者。劉曉波逝世三周年的紀念活動在德國的肯彭(Kempen)市舉行、並以全球連線方式,贏得了世界各地人權志士的積極參與。德國人權活動家羅蘭德•庫納(Roland Kuehne)牧師與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廖天琪女士提議:將每年的7月13日,定為紀念劉曉波“世紀冤獄”的日子。就此,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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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劉曉波逝世三周年,今年的紀念活動突出的話題是什麼?

廖天琪:就如同所有殺人犯的陰暗心理和毀屍滅跡的殘忍手段一般,中共政權要除去他們認為會威脅他們權力的劉曉波,先將他虐死,繼之挫骨揚灰,將其骨灰沉入大海,再往後就是堵住悠悠眾口,這也包括曉波的妻子、家人。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朗人權律師Shirin Ebadi說過:劉曉波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英雄”,著名的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也說:“曉波是世界級的智者,他的‘非暴力爭抗’理念是世界遺產”。在中國大陸,人們不能公開談論、奠祭劉曉波,但是他的思想和精神已經昇華到更高的境界,如燈塔一般,在黑暗中發出溫暖人心的亮光。

劉曉波散布在全球五大洲的朋友和同事,提出要“拒絕遺忘”,來抗拒獨裁政權強制下的“集體失憶”。年年在曉波的忌日7月13日,我們紀念追思他,主要的是把這個強烈的對比提出來:一邊是蔑視人性,犯下反人類罪,殺害曉波的中共極權,一邊是智仁勇兼備、文采飛揚、氣壯山河的劉曉波。

這次全球聯網會議中二十幾位發言人,大部分高度讚揚曉波睿智的思想和殉道者的精神。日本友人們說,要讓曉波的精神在日本社會傳播,的確,曉波為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和人權而犧牲,我們大家要繼曉波未竟之志,再接再厲。

鑒於香港如今陷入中國極權打造的港版“國安法”鐐銬中,這次紀念活動也加入了香港議題。

法廣:今次悼念劉曉波逝世三周年的活動,加入了聲援與支持香港人民維護自由民主鬥爭的內容。您如何看待香港面臨的困境?

廖天琪:劉曉波的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早在2007年,他尚擁有自由之身時,寫下了“我看回歸十年的香港”文章,裡面說:“香港回歸十年,對北京政權是榮耀,對港人卻是悲哀…香港的繁榮來自港英政府留下的自由和法治,而回歸後的香港,雖然‘一國兩制’的架構依然運行,但北京政權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蠶食著香港的自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香港的新聞自由。在金錢收買和政治威懾的雙重壓力下,香港媒體的自律已經相當普遍。”曉波對港人的評價很高,他說他為“每年‘六四’忌日閃亮在香江畔的燭光而感動,更為自2003年以來的爭取‘雙普選’‘七一’大遊行而振奮。在我眼中18年如一日的燭火,是東方明珠發出的最耀眼的光芒;因為點燃這不滅燭火的,是港人珍惜自由、維護正義和反抗暴政的良知。”這次會議也邀請了幾位香港人和旅居德國的香港年輕人發言,他們都為7月1日公布並付諸實施的“港區國安法”感到憤怒,並向國際社會呼籲,請求他們制止中共這種違反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的雙重違法行為,實行制裁。

我個人十分擔心香港的前景,雖然美國、英國、歐盟、加拿大、日本、台灣都發出譴責,並且對今後港人的簽證和入境、入籍提出優惠條件,特別是美國川普總統在7月14日簽署了《香港自治法》,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權的中國官員,並中止美國對港的經濟優惠,禁止美國出口敏感技術給香港。可惜歐洲國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經濟下滑嚴重,如今焦頭爛額、自顧不暇,雖然也不滿中共做法,可能不會有跟進美國的這種決絕做法。

依靠國際對中共施壓是個好辦法,但是港人繼續爭抗依然最具關鍵性,只是我為那些在新的國安惡法下,可能被捕、被判刑的人們擔憂。中共政權的蠻橫違法是否能讓國際社會形成共識和統一戰線,來對付這頭獨裁怪獸,我是不太樂觀的。

法廣:劉曉波為中國的民主事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今,仍有敢言的知識分子或公眾人物勇於發聲。他們又面臨怎樣的遭遇?

廖天琪:習近平政權對一切異音、異議人士的打壓,手段之狠毒不亞於老毛。劉曉波死於他手,他殺害了諾貝爾獎得主,沒有受到國際的懲罰,大陸百姓反正也被蒙在鼓裡,他如今更是膽大包天。拿武漢疫情來說,講真話的李文亮得死,另外一個開了口的人,如作家方方,被五毛水軍封殺了。其它的公民記者李澤華、陳秋實,公知如許志永和許章潤等,不是被消失,就是被禁聲,最近又抓了張展。

許章潤是清華大學法學教授,他2018年發文“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譴責習近平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是“一巴掌直要把中國打回那個令人恐懼的毛時代”。他被清華停職聽課,革除教職,開除公職,卻依然無畏。新冠爆發,他在“憤怒的人民不再恐懼”一文中,指出中共制度是“組織性失序”,只對上級負責,不顧下面人民生死的官僚做法是“制度性無能”,他怒斥中國領導人“無恥之尤”、“民心喪盡”。他的下篇文章“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里,再次痛批中共的造神運動和領袖崇拜,以及嗜血的紅朝政治和貪得無厭的黨國體制。此文發表後,中共再也按耐不住,7月6日警方將他從北京家中帶走,並告知家人,他在四川“嫖娼”,一周後,他被釋放回到家中。這種污名化的手段是老共慣用的,以前叫做“批倒批臭”,如今“嫌涉嫖娼、吸毒、性侵”,這種髒水亂潑的下三濫手段,大家都見怪不怪了。

除了許章潤,還有一些公知,像許志永在武漢疫情爆發時,發表“勸退書”,請習近平引咎辭職。紅二代的任志強指桑罵槐,羞辱那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醜”。5月間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曾向全國人大發出公開信,呼籲啟動國民制憲程序,實現政治和平轉型。這些勇敢的公眾人物都面臨被抓捕,失去人身自由,被失業,被污名化,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險,家人也被牽連受害。

法廣:隨着數據化使用的擴大化,中國異見人士是否將再次遭遇寒冬?

廖天琪:中國異見人士一向就在寒冬的境遇中掙紮,有些人犧牲了,有些人放棄了,但是有些人依然堅持。隨着電子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數據化很早就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領域。這次武漢疫情爆發,更給政府當局一個充分的理由,給十四億人民下一付電子枷鎖,如今每人的手機上都有紅黃綠的健康指標。我個人理解,目前這個“健康”指的是病毒感染與否,但是它已經開始,並且很快會繼續延伸,檢驗每個人是否“忠君愛國”,是否思想言行也“健康”。

一位駐北京的德國記者,在《南德意志報》上發表疫情期間的親身體驗,他說,只要外出,每天都要被“驗身”數次。一日,他跟朋友約會,一路上手機的檢測都是綠色,到了約定的飯店,綠色變為黃色,他只能乖乖回家自我禁閉,約會取消。如此這般,我們可以理解為:所有被當局“不待見”的人士,以後至少都是“黃色人物”,不必勞駕警察登門,他們就自動在家面壁了。不必去看守所、蹲監獄,好像更加“人道”,更加“和諧”了,真是“厲害了,我的國”。悲哀啊!寒冬提前到來,對於思想界的獨立知識分子來說,簡直就是北極寒冰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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