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 法制主義捲土重來 法國市場專家評
在中國，權威的天性和集權天性，甚至賦予給與經濟和軍事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些特性並非來自其政黨奉為圭臬的共產主義，而是來自於更古早的中國老傳統。這是法國回聲報引述一家全球原材料市場研究分析公司研究員博依佑的解析。
發表時間：
回聲報繼續引述這家全球原材料市場研究分析公司（Cyclope）的研究員博依佑（Jean-Joseph Boillot） 的話指出，例如：習近平掌權的中國政府，最近以政府之力收購了阿里巴巴、騰訊、滴滴等互聯網巨頭， 合並恆大、陽光等房地產巨頭。 但同時也是向零碳時代的高速過渡，在風電和最新近開發的綠色氫能方面有非常雄心勃勃的計畫。 至於與美國關係是冷或暖的部分，這要看拜登和台灣方面，或者在新疆問題方面和埃隆·馬斯克這樣為中國電動車市場唱讚歌的美國商業大亨。
中國與歐洲國家的關係也是同樣的情形：
在歐洲也一樣，在立場比較強硬的布魯塞爾、巴黎，以及現在開始也強硬起來的柏林，他們所提到的是“系統性的對手”，與此同時並存的有對中國存有某種狂熱的一些歐洲大陸的大公司，例如，寶馬汽車集團、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奢侈品集團，或是一些大制藥廠。 中國收緊了對於新絲綢之路的資金支持，但其國際擴張卻絲毫未修剪折枝，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擴張。如何把這幾個大事實聯繫起來，西方國家如何準備應對習近平時代的新中國呢？
中國的極端中央集權： 對此點，似乎最有可能的假設是，由於應對新冠疫情危機的需要 ，中國的內部和外部務實開放的時代已經結束，政治主張朝向一些可以被稱為新法制主義的東西翻轉。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為什麼它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與北京的關係，這涉及到商業還是地緣政治呢？這種法家思想是一種政治哲學，它標誌着中國歷史自西元前 7 世紀開始就成為了秦始皇王朝的官方教義。 儘管它持續的時間很短（從西元前221到西元前206年）並且隨後有所放鬆，但這種國家組織和治理模式將不會改變地深深烙印在未來的幾個世紀中的中國政治 。
無論今天中國在黨國運作中帶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色彩，這一事實並沒有多大改變這種權力實踐的兩大主要特徵，亦即：圍繞着一種絕對性權力的極度中央集權下，經濟為優先考慮項目，以及軍事權力佔據首要地位。
在經濟層面，正如巴黎索邦大學經濟學研究員 Alexandre Reichart 最近所提出的：我們欠一位來自中國古代齊國的商人，他成為秦始皇帝國的宰相，他實施和概念化了那個可能是最早的現代經濟學理論之一。 而且，我們也可以在印度著名的阿塔莎斯特拉 （Arthashastra） 社會財富管理論文中找到這名中國宰相所提出經濟理論的主要特點，印度的論文則屬於西元前 4 世紀的另一位印度總理考底利耶（ Chanakya）的著作。
在這兩種情況下，國家在引導仍是主要財富來源的私營企業家的動物精神方面扮演者一個中心角色。 另一方面，它的作用是把一個工業發展的長期願景列印下來，亦即現今所謂的規畫，並監督確保國民收入的公平分配。
為此，它必須有一個現代化和高效能的管理，有嚴格的內部控製程序，還有一個具獎賞激勵性的稅收制度。掌權者 為了獲得自己的資源並規列出戰略選擇，然後它必須在關鍵領域為自己配備一個具自主性的公共部門。
經濟戰： 在政治和地緣政治層面上，中國的法家主義立基於三個支柱：1專制國家制定的嚴格刑法的普遍性，尤其是非基於道德的儒家思想； 2藉由繁瑣複雜的懲罰和獎勵系統來操縱恐懼暨利誘雙管齊下的政府統治技術。3最後一根樑柱是：無為而治的道家哲學：學習誠於中自行於外之道，亦即學習在任何對抗狀態中，強與弱“部陣”的戰略角色。
這位對中國哲學感興趣的作者指出，經濟戰爭是外部力量的一部分，包括一系列技術，例如《管子條約》中盛行的操縱貨幣和價格手段的論述。今天，它就像所有偉大的中國經典一樣，可以在網上找到，現今的中國政權似乎從與西方世界的對抗中充分汲取了靈感。從與對手的過招中，把對方的力量吸取過來，讓自己擁有雙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