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近些年來中國影響力的不斷上升，以及與此相對照的日本的長期蕭條和沉寂，日本昔日在亞洲乃至全球輝煌的地位似乎正在被前者所取代。全世界的目光現在都開始轉向中國，談論中國和中國因素已經成為了一種時髦；各國的政要、企業大亨和記者們紛紛繞過東京，湧入北京；諸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美中關係將決定這個星球的未來”之類的讚譽之語泛濫於各個政要的言辭和各大媒體的報道之中。
在此全球“中國熱”空前高漲之時，日本問題專家肯尼思•派爾卻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他為此寫了一本書：《日本崛起》就提出，當前的日本已經重拾自信，正在重新崛起；日本的歸來將使其在新世紀的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作者還認為，美國應該改變那種只重視中國的戰略，應轉而重新梳理美日同盟關係，因為日本的再度崛起，對美國和亞洲安全而言是件好的事情。
雖然本書是在三年前出版，但在中日衝突加劇的今天來重新拿出來讀一讀，仍不乏新意。
派爾這裡所說的日本“重新崛起”，不僅僅是指經濟狀況和國家實力復蘇意義上的，而是全面的、全新的，包括戰略理念的更新，包括欲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上“有所作為”的意志和目標之復蘇等等。派爾在書里這樣寫道：在堅守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主義和孤立主義後，日本開始準備讓自己成為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中的一名主要角色。
派爾從日本近代以來的外交戰略文化入手，解釋其之所以能從一個備受列強欺辱的封建落後國家，迅速崛起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的緣由，以及何以在當前局勢下能夠實現重新崛起的原因所在。
作者認為，日本之能崛起，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關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奮刻苦和善於模仿等因素外，還存在着一個尚未得到足夠重視的戰略文化方面的原因，即日本的精英分子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具有的那種強烈的強國意識，以及為實現此目的，善於不斷調整和變革自己，以求能達到最大程度地利用當時的國際秩序和國際機制的戰略文化取向。在派爾看來，這是一種盡量“以最小的代價謀取最大成果”的戰略文化。
劉見林在華盛頓觀察的書評中說，從早先在美國佩里准將的“黑船艦隊”脅迫下籤訂不平等條約、開放門戶，到打贏日俄戰爭、實現崛起，進而提出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先後侵入朝鮮和中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的戰火；再從二戰落敗後被美軍佔領，到創造出令世界驚嘆的經濟奇蹟，成為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派爾認為，日本的這“兩度失敗，又兩度迅速崛起”的經歷正是將他們這種“以最小的代價謀取最大成果”的戰略文化發揮到了極至的結果。
派爾在書里這樣寫道，在“富國、強兵”的旗幟下，明治時代的日本精英們開始狂熱地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在1860年的時候，日本軍隊還只擁有刀、槍、劍等冷兵器裝備，到了1940年代，他們已經能夠自己設計、製造和裝配包括一些在當時處於最先進的戰艦和航空母艦在內的現代化武器了。正是因為他們的這種能力，日本才能憑藉自己佔全球GDP約2.6％到3.8％之間的國力，取得一度控制了幾乎整個東半球的卓越地位。
而到了二戰之後，日本被迫接受自己作為被一個佔領國以及生存於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的現實，但頑強的日本精英們仍然相信，他們可以設法做到使自己在保持民族核心價值不變的同時，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和變革，這樣，即使是在如此不利的情況下，日本依舊能夠重新獲得成功。 請您在下周三繼續收聽對《日本崛起：日本實力和意志的復蘇》一書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