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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卸任 澳高官:中國受不安困擾同時被野心驅動

澳大利亞外交與貿易部常務副部長孫芳安資料圖片
澳大利亞外交與貿易部常務副部長孫芳安資料圖片 © 路透社圖片

即將卸任的澳大利亞外交與貿易部常務副部長孫芳安(Frances Adamson)6月23日在澳大利亞國家新聞俱樂部發表講話稱,中國被權力和不安全感的“動蕩組合”所驅使,其短期內發生轉變的前景是不存在的。她警告說,澳大利亞“需要知道我們在應對什麼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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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60歲,有着36年外交經驗的孫芳安將於周五卸任這一職務,並將接替南澳州現任總督黎文孝( Hieu Van Le)的職務,從10月起擔任下一任南澳州總督。在2016年起擔任外交與貿易部常務副部長之前,孫芳安曾在2011-2015年間任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近年來,她曾負責參與了2017年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白皮書》等重要文件的撰寫工作。

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報導,孫芳安在作為貿易部常務副部長的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發表了她對澳中關係的看法。她向澳洲國家新聞俱樂部表示,“沒有任何挑戰比中國更能顯示出積極、創造性外交的必要性。”她指出,中國代表了澳洲外部環境中最具影響力的單一變量。她說,“我從三個不同的有利位置見證了中國的增長和變化,1980年代末從香港,2000年初從我們在台北的經濟和貿易辦事處,以及作為2011年至2015年的駐北京大使。”

孫芳安說,“這種經歷幫助我理解歷史、文化、政治;以及最重要的內部動態和真實及感知的脆弱性如何影響中國做出的選擇,以及它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她看來,“(中國)在優先考慮意識形態、壓制公民社會的聲音、為外部聯繫和信息自由流動設置新障礙方面,時鐘已經倒轉。中國談論‘新型國際關係’,似乎這是一種更公平的方式,一種改進。但在這背後是同樣的權力政治,是對國家利益的原始主張。”她說,“其含義是,中國的規模和實力使其利益比其他國家的利益更‘特殊’,而且這些利益必須佔上風。”

孫芳安說,“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中國)這個大國仍然被不安全感所困擾,就像被野心所驅使。它有一種深深的防衛心態:即使它把自己的利益凌駕於別人的利益之上,也會感到外部威脅。它太願意懷疑‘遏制’,而不是根據各自的優點來判斷問題。”她補充說,“而且我總是發現,在面對官方的激烈表態時,提醒自己向外對其他國家施加的壓力也必須在內部,在個人層面,由那些受制於該制度的人感受到。”

孫芳安談到,“不安全感和權力可以是一個動蕩的組合;如果不小心處理不當,就會更加不穩定。我們需要了解我們正在處理的問題。”她說,“如你所知,在中國的西方記者的數量正在減少。過去報道中國的(外國)記者的見解有一個很長的傳統,包括澳大利亞人,可以追溯到民國時期和當下,豐富了我們的理解。這種理解有助於建立更緊密的雙邊關係,符合雙方的利益。 ”她稱,“這當然是最可悲的諷刺之一:那些駐紮在當地的媒體聲音讓我們了解到中國的活力和複雜性。更少的接觸,更少的對話意味着更少的理解。”

孫芳安說,“這種被圍攻的心態;這種不願意接受審查和真正討論分歧的心態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這意味着,除其他事項外,中國在澳大利亞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影響力正在急劇下降”。她稱,“今天公布的最新洛伊民意調查證實了這一點,顯示澳大利亞人對中國的信任已經下降到歷史最低點。我們告訴中國政府的是,我們對促進遏制或政權改變不感興趣。”她補充說,“為了共同的利益,我們希望理解並謹慎應對。而不是助長其不安全感,或沿着誤判的螺旋式發展。我們也不通過零和競爭的簡單化視角看待世界。”

孫芳安說,“我們感興趣的,並將繼續努力的是一個和平、安全的地區,其基礎是對已為我們所有人服務的規則的承諾,包括中國。一個將為其成員提供更多穩定和福利的秩序,正如它迄今所做的那樣”。演講中,她提出,“我們有一個強有力的政策框架來管理我們對中國的態度,正確地說,我們不斷地測試這個框架。它部分是防禦性的,是的,因為中國的行動需要如此回應”。她稱,“但它也是積極主動的,對一種可能的有益共存模式持開放態度,這種模式可以防止衝突,保護澳大利亞的主權,同時承認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在我們的世界運作方式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

孫芳安說,“中國可能希望澳大利亞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政策,正如我們所承受的壓力所表明的那樣,但這種希望是在否認中國的行為對澳大利亞非常真實的影響,而且重要的是,我們最基本的政策設置中存在廣泛的兩黨合作。因此,我們以自信、現實主義和開放的心態對待中國。”報導指,孫芳安還談到了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去年向澳方提出的14項不滿清單事件。

孫芳安表示,她認為此舉適得其反,本月在康沃爾舉行的七國集團領導人會議上,世界領導人的反應突出了這一點。此前,有報導指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在會上向與會的七國集團和受邀國領導人專門提到了清單問題。孫芳安說,“那是中國一大自擺烏龍,任何澳大利亞政府,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選政府,都不能說這些事情是重要的。”她說,“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也不知道他們自己是否真的明白他們到底在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