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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越勝談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後的世界 (下)

音頻 13:52
HEALTH-CORONAVIRUS/USA-TEST
HEALTH-CORONAVIRUS/USA-TEST © REUTERS - POOL

新冠病毒大流行後,世界地緣政治會發生那些變化?本台特約專欄作者趙越勝先生談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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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談了國內政治上可能會有的變化,那麼國外呢?世界上會發生什麼變化?

 答:變化我是不敢預測的,但是最近已經有許多跡象表明,中國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中,形象是一落千丈。尤其重要的是,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也就是民主國家對中國的看法,可以說徹底改變。從最近英法德美,甚至包括波蘭、捷克、挪威、瑞典這些國家的媒體和民意代表,甚至國家元首的表態來看,西方民主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可謂是一次覺醒。因為他們終於明白,中國至少在短時期內,不會成為他們希望的一個民主憲政國家,也就是不可能加入世界文明國家的行列,以文明世界通行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這卻是近幾十年他們確定對華政策的基石。他們本以為通過擴大與中國的經濟、文化交往,能產生互利的局面,並隨着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催生中產階級,最終認可普世價值。在中國改革開放推進時,他們確信這是可能的,並接納中國加入了WTO。而中國確實在1998年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是普世價值的一個總結。雖然全國人大至今也沒有批准這個公約,但當時中國確實表現出走向世界,擁抱普世價值的願望。而在習主席領導下,國家調轉了方向,從擁抱普世價值到與之對抗,把它當作外部敵對勢力的毒藥,從接受現存世界體系,到自己要站在世界中心,推銷所謂中國治理模式。而這次瘟疫告訴全世界,這個模式會給全世界帶來什麼樣的災難。西方輿論醒了,已經好久不見的關於民主與專制的比較爭論,在這一段時間內大量湧現。這可以說是瘟疫之後,世界上發生的最大變化。這些反過來推動中國增加它對世界的敵意。你知道紅衛兵思維的慣性模式之一,就是被迫害妄想狂,因為紅衛兵一代從小就被教育,身邊有很多潛伏的階級敵人,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

 問:你談到普京,而俄國是中國外交的支撐點之一,這會有什麼變化嗎?

答:普京這個人極狡黠,他骨子裡可沒有什麼繼承紅色基因、不忘初心、捍衛列寧斯大林主義這套玩意兒。他倒是有彼得大帝面向世界的雄心,同時又有俄國沙皇侵略性的一面。他幾次強調,俄羅斯是歐洲國家,他帶上十字架,宣稱他是虔誠的東正教信徒,他的文化血脈是歐洲文化。他冒犯世界的事兒,就是吞併克里米亞,但在他看來不過是把屬於俄羅斯的東西,又拿回來了。因為克里米亞是葉卡捷琳娜大帝從土耳其手中打來的,是蘇共的赫魯曉夫一句話就畫給了烏克蘭。那會兒蘇聯是個整體,給誰都是蘇聯領土。但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就覺得是自己的東西,讓人家拿走了。普京鬧了個公投,又給奪回來了。但這就違反了當時與西方的條約,保證烏克蘭現有領土的完整。在一個條約體系的世界結構中,這是不能允許的。所以歐美不論願意不願意都必須制裁,否則世界就亂了套。這幾乎就是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一個死結。現在的俄羅斯,憲法規定它是一個民主憲政國家,列寧創立的體制早被打碎了,倒是完整地保存在中國。習主席對蘇聯一往情深,可俄羅斯就一個利字。價值觀不同了,那就是以利相交,利盡則散。這次疫情擴展到俄羅斯,現在它那兒正水深火熱,你讓它怎麼愛你?所以4月25日一條不起眼的新聞,傳達了一個大信息。美蘇在各自疫情纏身的情況下,罕見地發表了一個《易北河聲明》。你知道易北河是二戰期間,美蘇攻入德國的會師地點,套用中國人愛用的話,易北河會師意味着美蘇兩軍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這就發出了調整美蘇關係的一個強烈的信號,聲明宣稱,“易北河精神是摒棄分歧,建立信任,和為更偉大的事業通力合作的典範”。我想這可以算疫情之後,世界的一大變數。美蘇如果互通款曲,中共借俄國牽制美國的設想,恐怕就不牢靠了。

 問:那麼這個疫後世界格局的變化,會不會改變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的設想?

 答:亨廷頓老先生2008年去世了,那時的中國仍走在改革開放的路上。所以亨廷頓想不到中國會在新一代領導人手裡改變方向。在中國這種一黨專制國家中,最高權力落在誰的手裡,國家就跟着往什麼方向走。鄧小平是聰明人,對意識形態沒有什麼初心情結,他只看事實,所以他說,跟着美國走的國家都富了。他對中國的世界戰略就一句話,韜光養晦,絕不出頭。用他的話說,“我們絕不出那個頭,我們也出不起”。這個睿見讓中國擁抱世界好多年,可以說是名利雙收。所以何清漣女士說,“中國是全球化的唯一凈受益國”。特別是鄧小平對亞非拉兄弟國家不怎麼上心,給援助點到為止,遠比不上當今中國領導人慷慨大方,幾百億美元打了水漂,眼都不眨。話說回來,亨廷頓考慮文明衝突的前提是,“共產主義世界已經崩潰,冷戰的國際體系成為歷史”。在這種情況下,世界的衝突才有可能演變成文明的衝突。但他想不到他死後幾年,中國又開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實際上復活了制度之爭這個冷戰的核心。因為中美之爭,絕不是什麼文化之爭,現在的中國大陸和儒家文化沒有一絲關係,中國實行的政治體制、黨國組織方式、主流意識形態,完全是蘇俄的遺傳,是由蘇聯一手建立起來的。所以,它是從外部植入的,相對儒家文化,它完全是異質的。其實,儒家文化和人權民主並不衝突,這一點海內外新儒家有大量有說服力的論述。老一輩新儒家像唐君毅、牟宗三、熊十力等先生,新一代杜維明、成宗英等先生,早在這個題目上作出了好文章。特別是有台灣這個樣本,它一步步艱難又實在地推進民主,取得的成果足以證明,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有素質享受民主自由。這次台灣抗疫之成功受到許多國家的尊重,疫情過後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也是疫後世界的變化之一。所以亨廷頓老先生的文明衝突論,也需要換個角度看,他的學生福山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問:有人說,疫情過後,全球化的趨勢會變化,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恐怕保不住。

 答:是有這種危險。如果投資者對一個政府管控危機的能力不信任了,那產業外移的可能性就大了。談這個問題,老友文貫中教授有一個極好的訪談。他指出,“疫情過後,以歐美日的市場經濟為一方,以中國國家主導的經濟體製為另一方的涇渭分明,已經形成”。而且文先生斷言,九十年代開始的這一波全球化已經結束。但世界又不會簡單地重複冷戰格局,所以中美兩國在低附加值,而又沒有軍民兩用意義的低層次產業上,雙方會繼續互通有無。文先生提出一個重要概念,“惡性全球化”,可以說歐美日發達國家,發現與中國之間的交往,有惡性全球化的後果。但文先生仍認為,中國可以有另一種政策選擇,比如逐步接受更為開放的三零政策,也就是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允許信息自由流動,那麼疫情結束後,經濟全球化可能會獲得新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會有一種“良性全球化”。這對中國和世界都是好事兒。不過我對中國能否採取這條路線,深感悲觀。因為中國當局目前的政策取向,首先是考慮共產黨統治集團的利益,黨的利益高於民族利益。這個集團對權力有一種病態的執着,而且它愈來愈黑手黨化。比如他們衡量幹部的標準,是有無“敬畏心”,是否“講規矩”,這話完全是青紅幫的切口。一個現代政黨的凝聚力是政治訴求,而不是家門幫規。因為這樣的所謂政黨,就會變成丁春秋的星宿派。照這個思路看,中國的前途很難讓人樂觀。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論到戴克里先朝的大瘟疫時說,”最邪惡的壞人,看到面臨的危險和悲慘的境況,想起自己的行為,難免產生悔恨之心“。可我們看到面對世界180多個國家遭難,20多萬人死亡的後果,中共毫無疚歉,反而處處讓人感激自己,這種不知分寸的戰狼外交,實際上只能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