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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十字架報:怎樣重啟全球治理

法國十字架報 :疫情過後怎樣重啟全球治理
法國十字架報 :疫情過後怎樣重啟全球治理 © LaCroix
作者: 古莉
1 分鐘

聯合國和安理會已被大國之間的遊戲破壞。疫情大流行過後,重新啟動國際合作與建立更大的集體安全,需要通過自願國家的聯盟與那些有公共與私人參與者的領域提出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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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加速結構趨勢

法國《十字架》報5月28日刊出記者François d’Alançon的文章,就疫情之後怎樣重啟全球治理指出,Covid-19病毒大流行搞亂了一切。二戰後美國推動創建的聯合國系統,布雷頓森林協定的經濟和金融機構,北約等全球治理網絡,一下子變老了。加上美國的撤出,中國的進攻,民族主義及保護主義的打擊,這個全球治理網絡受到進一步的動搖。

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距離在疫情中拉大,兩國之間的系統性競爭加劇。冠狀病毒加快了中美競爭,國際標準解構,技術轉變等之前已出現的趨勢。

那麼,各國能否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G20和G7的多邊論壇中找到合作之路,協調應對“多危機”,確保集體更安全?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維和行動負責人瑪麗·蓋埃諾(Marie Guéhenno)回答說,“強大的角色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 國際危機組織總裁羅伯特·馬利(Robert Malley)說,“在防止經濟和金融對抗成為國際關係核心因素方面,歐洲人可以發揮關鍵作用。”他還說,“美國11月總統大選改變不了一個上升強國與一個相對衰落強國之間關係的動態。”

聯合國之外的集體行動增加

聯合國成立75年來,國家,國際組織,非國家行為者,為了應對跨國挑戰所做的集體努力,變成一種由正式和非正式機構拼湊的雜色布塊。

由於未能就政策和改革在聯合國達成共識,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聯合國系統之外採取集體行動,這些行動有時與聯合國合作,涉及志願國家組成的特設聯盟,地區組織,次區域組織,公-私夥伴關係和非正式行為準則。

比如在第一次石油危機衝擊下成立G7集團;源自2009年的金融危機的G20集團。其他例子,比如在衛生領域,全球抗擊艾滋病 結核病 瘧疾基金, 疫苗聯盟,國際藥品採購機制,蓋茨基金會,都與世衛組織分開工作。

在這種量身定製的治理中,國家可在多個框架下同時運作,參與不同的網絡和夥伴關係,這些網絡的構成則因興趣、價值觀和能力而各異。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教授Guillaume Devin指出這個情況的風險是:碎片化,標準弱化,缺乏合法性。

多方利益相關者倡議

巴黎和平論壇總幹事Justin Vaïsse表示,聯合國仍然是中心,但多方利益相關者的主動倡議是全球治理的方式之一。國家,國際組織,發展機構,非政府組織,企業,當地社區,基金會,大學,都為改善資產管理和公共空間管理做出貢獻,例如參與管理健康,氣候,生物多樣性,海洋,兩極,太空和網絡空間。

剩下繞不過去的問題是政治領袖問題。巴黎政治學院榮譽教授Bertrand Badie表示,像羅斯福或曼德拉那樣的領導人不適合領導全球。某些國家也許能以“另一種強大”找到優勢。這是一種“自私的利他主義”,可讓他們通過在世界舞台捍衛集體利益得分。

十字架報說,因為沒有更好的東西,所以現在各志願國相互結盟,動員,贊助國際協調應對行動的時候到了。尤其是在公共衛生,經濟和金融穩定以及氣候方面。

至於領導人,一位分析師援引法德外長2019年4月2日成立的多邊主義聯盟說,民主強國將引出新興國家和南方國家的明智領導人。

改革不會來自國際機構

位於日內瓦的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isd)前副主席Mark Halle說,說起全球治理,大家都想到聯合國,G20,G7。但是,坦率講,這些機構不是進行全球治理的地方。世界急需進行全球治理改革,但改革不會來自國際機構。希望來自於那些可以發揮作用的部門或地區不斷增加的創意活力。

一個例子是,在法國央行的倡議下,創建於2017年12月的綠色金融系統的網絡 (NGFS)。這個網絡有65個央行和銀行監管機構。目的是減少與氣候變化有關的金融系統風險,並將可持續發展標準納入央行的投資組合管理。

大城市可持續金融和網絡

私募股權基金黑石的老闆Larry Fink在3月29日發給股東的信函中說,危機給投資人帶來一個再平衡投資組合並加速向更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過渡的機會 。

氣候行動100 +是一個由300多個投資者組成的協會,共同控制全球近一半的投資資本。該組織成立於2017年,其目標是說服私營領域100個最大碳排放者,讓他們通過採取措施減少價值鏈中的溫室氣體排放,降低與災難相關的財務風險。

C40是一個由全球96個城市組成的組織,由洛杉磯市市長埃里克·加塞蒂(Eric Garcetti)主持,於2016年12月通過了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路線圖。

5G 全球治理挑戰

許多觀察者認為,5G的部署對於國家,數字平台,工業企業和公民而言,將是未來五年全球治理的巨大挑戰。法國國際關係學院(Ifri)主任Thomas Gomart解釋說,網絡空間治理,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以及在這兩國與數字平台之間的關係中發揮作用,是權力和控制的載體。由於缺乏支持技術轉型的政治框架和缺乏足夠的投資,歐洲成為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對抗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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