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思想文化長廊

愛拉斯莫的生活與思想之三 童年與學習時代

音頻 12:44
愛拉斯莫 (Desiderius Erasmus en 1523 peint par Hans Holbein le Jeune )
愛拉斯莫 (Desiderius Erasmus en 1523 peint par Hans Holbein le Jeune ) ©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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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勃艮第公爵治下的低地國家,一方面嚮往法蘭西精神文化的開放與優雅,一方面又被自身固有的淳樸、厚重的本土風俗文化所牽扯,自然而然地表現出虔敬與保守的特徵。所以低地國家的教育是修道院中的沉思默想,他們的表達方式更接近虔敬派,追求的是謙遜和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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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上次你談到勃艮第文化和日耳曼文化構成低地國家的精神特性,愛拉斯莫本人的氣質也受這種特性的影響吧?

答:當然。這一點我們往下講到他的思想時,特別能體會。這種精神氣質和當時低地國家宗教信仰的特徵緊密相關。在愛拉斯莫出生前幾十年,低地國家出了一位重要的人士,他就是出生於德文特的格魯特。他的宗教信仰對新教虔敬派影響很大。他創立了共同生活兄弟會,就是讓那些有共同信仰、追求的人在一起生活,但又不是像在修道院中那樣與世隔絕,生活兄弟會中的人照常出外工作,這種修道方法特別適合低地國家那些勤勞的農民,他要培養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情感。他宣揚人在每日勞作中也應該像在祈禱、修道中一樣,保持誠實、淳樸、善良。所以,它實際上是一種道德運動。這一派後來建立了溫德舍姆修道院來傳播他們的理想。愛拉斯莫傳的作者約翰·赫伊津哈總結這一派的特點時指出,“教徒們把自己的精力奉獻給病人和其他的慈善事業,特別注重傳授寫作藝術。在這方面,這場運動和同時興起的方濟各會與多明我會迥然有別。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轉向佈道,溫德舍姆會和共同生活兄弟會的主要精力卻花在課堂里,他們靜悄悄地學習寫作,很快,近代化的課堂就吸引了遠遠近近的學童,於是文化就在低地國家和低地德意志的中產階級里擴散開來”。聽友們需要注意,任何一種優質文化的散播都不是靠宣傳,制定國家強推的教學大綱,而是從自然生活中漸漸生長出來的。它一定符合人性自然追求的道德,建立起善惡的標準。比如,從溫德舍姆會中就出了一位肯普的托馬斯,他的名著《效法基督》就是用聖經中基督的言論,拿來比照人的日常生活,告訴你基督如何做,你也該如何做。此書影響極大。

問:你對低地國家宗教背景的介紹,應該讓聽友們更容易理解愛拉斯莫的思想。

答:希望這樣。好,我們還是先從愛拉斯莫的童年談起。他是1466年10月27日出生在鹿特丹,他有一個藏在心裡,不願與人道的秘密,那就是他是一位私生子。有許多材料證明,愛拉斯莫一直不大清楚他到底是誰的孩子,為此他很受傷。他成年後寫自己的童年,總是描繪得極其凄慘,這點很容易讓人理解。所以他的血統和家庭之上,總矇著一層神秘。他甚至想象,他父親愛上了一位醫生的女兒,在未訂婚之前就與她結合,結果懷上了他。家裡為了保持臉面,逼這個青年離開家鄉去羅馬以抄書為生。後來,家裡人騙他,說這位姑娘已經死了,於是這位年輕人萬念俱灰,就當了神父,決心一生侍奉主。結果等他回到家鄉,才知道這位女子一直在家鄉照料他們的孩子,就是愛拉斯莫。事已至此,怎麼辦呢?這位曾獻身愛情的神父,只好與心上人斷絕了關係。誰知這位單身母親染病去世。據愛拉斯莫說,他母親去世時,他只有12-13歲。不過據傳記家們考證,他母親去世時,愛拉斯莫至少已經17歲了,而且他講的這個故事也並不準確。因為愛拉斯莫還有一位哥哥叫彼得,所以傳記家們推測,他父親早已是神職人員,只是同時把自己奉獻給了上帝和愛情。他與這位姑娘是一段長期秘密的同居關係,愛拉斯莫Erasmus是一位殉道聖徒的名字,他父親給他取來做教名,他的真實姓氏是羅傑里Rogerii。有一點是確切的,愛拉斯莫的父親是個有文化的人,而且對愛拉斯莫的教育相當重視。在他9歲時,就送他去德文特上學。他在那裡呆了很長時間,大約在14歲那年離開,可惜他本人對這一段的學習很不滿意。隨後他父親也染瘟疫去世,他被交到了監護人手中。那個時代的監護人,通常都會採用一個簡單的方法,把孩子送到修道院中,這樣生活、學習就都有人管了。可是對愛拉斯莫而言,那可不是個好地方。監護人把他送到兄弟共同生活會,他就在這個兄弟會的附屬學校上課。愛拉斯莫後來回憶說,兄弟會的這個學校,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摧毀一切天份。老師動不動就拳腳相加,破口罵人,狠狠體罰,目的就是讓年輕人的靈魂適合修道院。最終,愛拉斯莫進了奧古斯丁派的斯泰恩修道院,並且在1488年宣誓獻身上帝。

問:那個時代的教育,似乎都是在修道院里完成的。

答:差不多可以這麼說。不過這也並不是什麼壞事兒,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古典文獻都收藏在修道院中,像西塞羅的《論共和國》手稿,亞里士多德的《尼可馬可倫理學》都是後人在修道院中尋找到的。而且愛拉斯莫在斯泰恩修道院中,有兩件事兒讓他特別高興,一是他突然發現在這裡找到了自由,可以滿足他自由地汲取古典精神食糧的渴望,二是他交到了三位好朋友。這三位好朋友是鹿特丹的塞瓦提烏斯·羅傑、高達的威廉·赫曼斯和科尼利烏斯·傑拉德。我在讀愛拉斯莫的生平傳記時,對他在斯泰恩修道院中獲得的自由與友誼的感覺,印象特別深。因為在一個人的精神成長過程中,如果缺乏自由尋求知識的可能,又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那麼幾乎可以斷定,這個精神成長的過程將是貧乏、枯燥的,很難成長出根深葉茂的大樹。而且有趣兒的是,愛拉斯莫這麼一位大思想家,在少年時卻表現得多愁善感,相當的女性化。在他寫給塞瓦提烏斯的信中,簡直表現得像個陷入愛情的人。他會反覆讀朋友給他的信,當朋友的形象出現在他腦海中時,他會潸然泣下。朋友若對他表現得冷淡,他就心灰意冷、焦躁不安。他寫信給塞瓦提烏斯說,“你別這麼拘謹,務必告訴我,你有什麼不舒服嗎?我的希望寄託在你身上,我全身心地獻給你,你卻讓我覺得自己一錢不值。你知道我膽怯,沒有人依靠的時候,我就感到絕望,生活就成了包袱”。

問:聽這話,感覺愛拉斯莫有同性戀的傾向。

答:你的這個猜測可能有幾分道理,但是那個時候的同性感情,倒未必直接同人的性取向有關。在修道院中,修士之間常常有強烈的互相依戀,有的時候這其實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宗教情緒。有的時候,它又是因為極度的孤獨而引發的尋找心靈安慰的要求。比如,德國作曲家奧爾夫,有一部大型康塔塔,也就是合唱作品,叫做Carmina Burana,中文翻成《博伊倫之歌》。合唱作品中用的文字,就是在德國巴伐利亞州博伊倫修道院中發現的13世紀的情詩,這些詩都是那些修士們彼此唱和的作品,我想愛拉斯莫對友誼的渴望,也屬於這種精神安慰的需要。好,我們下次再接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