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探討近代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的關係時，馬克斯·韋伯分析了“職業”這個詞在新教倫理中的特殊地位。新教倫理把人們日常的求生活動，日常的勞作、職業當作神的召喚。人們從事百業，都是享受神恩，都是對神的奉獻。
問：新教的教義，似乎能把宗教的虔誠和經營、謀利結合起來。
答：是的。上次我們引用加爾文的話，說明新教倫理並不排斥人在塵世中，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賺取利潤，享受生活。而且不僅不反對，甚至把它當作人奉獻上帝的義務、責任。這就成為了資本主義精神擴張的一個道德理由和宗教理由。韋伯特別分析了一個詞，就是德文的beruf，英文的calling。這個詞表示職業，但卻含有天職、神召的意思。韋伯強調這個詞的宗教含義是“上帝安排的任務”。他發現，“無論是在以信仰天主教為主的諸民族語言中，還是在古代民族的語言中，都沒有任何錶示與我們所知的職業相似的概念的詞。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這個詞卻一直沿用至今”。而且，韋伯發現這個詞來自《聖經》，但它卻不是《聖經》中的原詞，而是出自譯者自己的體會。也就是馬丁·路德在翻譯《聖經》時，創造了這個詞。韋伯敏銳地指出，“同這個詞的含義一樣，這種觀念也是新的，是宗教改革的結果。職業概念中包含了對人們日常活動的肯定評價”。那麼，這個觀念它新在何處呢？韋伯指出，“至少有一點無疑是新的，個人道德活動所能採取的最高形式，應是對其履行世俗事務的義務進行評價。正是這一點，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動，具有了宗教意義，並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了職業的思想。這樣，職業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慾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天職”。
問：韋伯從這個角度來解釋職業，確實讓人耳目一新。
答：當然，韋伯這樣的超級社會學家，當然能見人所未見。好，我們接着分析。在韋伯看來，加爾文的新教教義比路德的教義更有助於培植資本主義精神。因為加爾文教義中的命定論，這我們在前面已經給聽友們作了介紹，相信人是否得救，已經由上帝決定了。你是上帝的選民還是棄民，與你個人的行為無關。這樣一來，人實際上就無所依附。按照韋伯的分析，“這將給一代人的生活，帶來一個重要後果，即每個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內心孤獨”。這種孤獨感帶來兩個後果，一是人不能相信奇蹟，而只能相信已然註定的上帝的恩典。二是，塵世的一切活動，不是為了賺取上帝的選擇，而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這樣看起來，似乎塵世的存在，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了。但韋伯提醒我們，情況恰恰相反。因為，“與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會成就，因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據他的聖誡來組織社會生活，因而塵世中基督徒的社會活動，完全是為增加上帝的榮耀。為社會的塵世生活而服務的職業中的勞作，就含有這一特性”。韋伯舉出的例證是美國國父之一本傑明·富蘭克林。聽友們也許知道，富蘭克林有一本銷路極廣的書，叫做《給願意發財致富的人們的一些必要提示》。書里詳細列舉了從事商業，或者說從事一切賺錢的活動的必要守則。韋伯不厭其煩地大段引用這些守則，我給聽友們舉幾個例子。其一，“切記，時間就是金錢。假如一個人憑自己的勞動，一天能掙10先令，那麼如果他這天外出或者閑坐半天，即便這期間，他只花了6便士，也不能認為這是他的全部消耗。他其實花掉了，或者說白扔了另外5個先令”。這6便士是半個先令，所以富蘭克林認為，你本來一天應該掙10先令，你半天不幹活，雖然只花了半個先令，那這半天該掙的5先令，你是白扔了。這就證明，時間就是金錢。其二，信用就是金錢。如果有人把錢借給我，到期之後，他又不要回，那麼他就是把利息白送給了我。如果一個人信用好，能夠借到更多的錢，並且善於利用這些錢，那麼他就會由此掙出相當多的錢。借來5鎊，運轉一年，就變成了50鎊，但前提是人家相信你會還錢。其三，金錢具有繁衍性，金錢可生金錢，滋生的金錢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5先令經周轉變成6先令，再經周轉變成7先令，如此周轉下去，最後變成100英鎊。
問：這可是最簡單卻最基本的生意經啊！
答：是的。但韋伯從這些經商原則中看到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核，這些生意經里包含着一種理想，他說，“毫無疑問，這些話所表現的，正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富蘭克林所宣揚的，不單是發跡的方法，他宣揚的是一種奇特的倫理，違反其規範，被認為是忘記責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現。它不僅僅是從商的精明，它是一種精神氣質”。而這種精神氣質，是和一種宗教觀聯繫在一起的。我們知道，富蘭克林的父親是一位加爾文宗的信奉者。他一直灌輸給富蘭克林一個古訓，那是出自《聖經》-箴言篇的話，“你看辦事勤懇的人，必站在君王面前”。從而，“人對天職負有責任”這個命題，揭示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基礎和新教倫理之間的關係。但是韋伯反覆強調，我們並不是說，資本主義精神來自宗教改革，而是要解釋宗教改革“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質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傳播”。
問：那這和加爾文的預定論，有什麼關係呢？
答：加爾文的預定論，並不能讓人在塵世的日常生活中，區分出誰是上帝的選民，誰是被上帝遺棄的人。加爾文認為，這隻有上帝知道，所以這實際上是不可知的。既然不可知，每一個信徒就沒必要去擔心自己，是否能獲得上帝的擇選，也無必要為求擇選而格外行善事，而只需要依照福音書的教誨，以耶穌基督為榜樣，在塵世中生活、工作，這就是善行。韋伯精闢地指出，“實際上這就意味着，上帝幫助那些自助的人。因此有人指出，加爾文教徒自己創造了自己的救贖，或者更準確地說，創造了對得救堅定不疑的信念”。繞了一圈，現在我們可以說，加爾文的倫理乃是自強、自助、勤勉、守信、虔誠，在塵世中盡自己的天職。無論創造的財富是多是少，都是對上帝的奉獻，都是依從了上帝的意旨。這就把日常的經商活動，變成了響應上帝的召喚，為上帝的榮耀在塵世中盡職。它就是calling 天職這一詞的本意。因此，當英國清教徒移民美洲，創建美利堅合眾國時，那些國父們秉承清教的理想，以實幹來建造山巔之城。丹尼爾·布爾斯廷在《美國人》這部書中，詳細地記述了這個過程。他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雖然北美洲的清教徒把加爾文派的神學作為他們的出發點，但也僅僅如此而已。他們從加爾文派神學出發，立即轉入了實際生活”。因為他們相信，勤奮的創造地上的財富，就是遵從天上之父的最好方法。開國先輩們堅信，自由政府的根基就在於，個人創造的私有財產，以及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沒有這一點，任何政府都只能是由土匪組成的野蠻人的巢穴。這就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相結合的政治答案。好，有關加爾文派的介紹，今天就結束了。下面我將會給聽友們介紹宗教裁判所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