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緬甸軍方今年2月1日發動軍事政變以來，緬甸國內民眾的反對示威活動和軍政府的暴力鎮壓仍在繼續。據獨立媒體“今日緬甸”（Myanmar Now）和緬甸政治犯援助協會（AAPP）介紹稱，軍政府安全部隊周四和周五兩天在緬甸最大城市仰光東北部大約65公里的勃固（Bago）市對示威活動進行了鎮壓，造成了82人喪生。聯合國周六則發表聲明說，已經接到報告指，緬甸安全部隊在勃固市動用了重型火炮對付平民，而且受傷的民眾沒有得到治療。聲明強調，“暴力必須立即停止，我們呼籲安全部隊允許醫療隊去救治傷員。”
針對當地日益惡化的局勢，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委會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 ）在周日的博客文章中專門探討了緬甸問題。他以“緬甸的民主之戰”為題寫道，“世界對緬甸發生的血腥軍事政變感到震驚，據報道，上周五有80多人在勃固被殺。我們正在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密切協調，推行一項強有力的外交舉措。然而，緬甸的地緣政治競爭使我們難以找到共同點，制止暴力和確保恢復民主。”
博雷利指出，“最近，民主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但很少有地方像緬甸這樣以如此戲劇性和殘酷的方式進行。2月1日清晨，隨着一場1970年代式的軍事政變，緬甸民主過渡的時鐘倒轉了許多年”。他提及，緬甸軍方聲稱，由國務資政昂山素季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LD）以壓倒性優勢贏得的2020年11月選舉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欺詐”，但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緬甸軍方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逮捕了昂山素季本人和總統溫敏特以及其他民主派領導人。他說，“緬甸平民對政變的抵抗是如此廣泛、富有創造性和勇氣，我相信，這讓軍方措手不及。他們採取了他們所知道的、過去經常使用的唯一手段：暴力和鎮壓。迄今為止，至少有550名手無寸鐵的抗議者，包括46名兒童被殺。2800 多人被拘留。世界驚恐地看着（緬甸）軍隊對自己的人民使用暴力。”
緬甸：地緣政治緊張的對象
博雷利說，“然而，即使面對這種野蠻行為，地緣政治也使國際社會產生了分歧，阻礙了協調應對。緬甸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接壤，即中國和印度。它的位置使其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點（提供通往印度洋的深海通道），也是印度自己通往南中國海的通道。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也在緬甸有強大的經濟利益。而俄羅斯是緬甸僅次於中國的第二武器供應國。”他指出，“因此，俄羅斯和中國阻撓聯合國安理會實施武器禁運等動議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國熱衷於保護其在緬甸的戰略利益，並稱這次政變是‘政府的大規模改組’，而俄羅斯則堅持認為這純粹是‘國內事務’。上周，俄羅斯副防長福明（Alexander Fomin）是出席緬甸軍人節閱兵儀式的最高級別外國官員，當時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都降低了代表級別。”
民主與緬甸民族和平
博雷利認為，“緬甸的民族結構高度多樣化和複雜化，使當地情況變得更加複雜：緬甸境內有135個得到承認的民族，有些民族，如羅辛亞族，甚至沒有得到承認。自獨立以來，少數民族與中央政府之間的衝突一直在持續。”他說，“緬甸大片土地不受政府控制，而是由‘民族武裝組織’或民兵統治，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組織的人數多達數萬。幾十年來，對於這種高度的民族多樣性，錯誤的答案是中央集權的軍事獨裁，這意味着中央軍隊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暴力，以及對所有人的民主權利的壓制。”
博雷利指出，“2010年之後，逐步的民主化進程導致了2015年的自由選舉，昂山素季的民盟勝出。同年，在民主過渡的同時，也出現了民族和平。經過幾十年的武裝衝突，2015年10月，緬甸政府與少數民族武裝團體簽署了《全國停火協議》。這是一個裡程碑，表明了通過對話和合作而非暴力解決長期積怨的強烈政治意願。歐盟應邀作為國際見證簽署了《全國停火協議》。”他談到，“就像實行民主有利於民族和平一樣，現在廢除民主有可能重新製造民族暴力。因為民族組織越來越多地站在抗議者一邊，重新開始與軍方作戰。這種情況可能會失控：3月底，軍方在克倫邦發動的空襲造成數名平民死亡，約1萬人流離失所。鎮壓越來越猛烈，勃固的殺戮事件也表明了這一點。”
歐盟能做什麼？為民主建立夥伴關係
在這一局勢下，博雷利分析指，“歐盟在緬甸的經濟存在是有限的，但由於‘除武器外的一切 ’優惠政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免關稅、免配額進入歐盟市場的機會，我們正在成為該國主要的服裝出口市場。2020年緬甸出口24億歐元，受疫情影響，比2019年下降20%。在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歐盟的足跡相當有限（2019年為7億美元），而中國則為190億美元。”他說，“然而，在承認我們的直接影響力有限的同時，歐盟可以而且應該努力發揮積極作用。我們不能接受一個民選政府被推翻並被軍事統治所取代。儘管遇到了挫折，但在我們日益看到民主倒退的地區，緬甸是向民主過渡的一個罕見的例子。歐盟也為這一過渡投入了大量(財政和政治)資本，派出選舉觀察團，增加發展援助(2014-2020年期間6.88億歐元)，並提供優惠貿易待遇(EBA)。”
博雷利說，“然後是區域層面。2020年12月，我們商定了與東盟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加強我們與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區域之一的聯繫。這也為我們提供了與東盟就緬甸問題進行更深入合作的機會。”他提出，“《東盟憲章》在序言中把‘堅持民主、法治和善治、尊重和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原則’作為基本原則。同時，東盟是一個以共識為基礎的組織，‘以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速度前進’，這限制了它在這類衝突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程度。然而，作為歐盟，我們有興趣促進由地區主導的調解和解決危機的努力，我們也應該支持東盟內部所有提出這一要求的力量。”
博雷利說，“如果緬甸重回民主之路，我們可以加強這一外交軌道，提出增加我們的經濟聯繫：除了更多的貿易，我們還可以提供高質量的投資，通過最先進的技術和可持續的商業原則幫助緬甸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緬甸需要更多元化的外部投資者，所以歐洲公司通常提供的類型是有價值的。鑒於緬甸是世界上受氣候變化影響風險最大的三個國家之一，因此對可持續發展的需求是至關重要的。”
歐盟的即時反應和今後的步驟
對於歐盟來說目前能採取的措施，他表示，“我們對政變的反應是迅速的，並與我們的夥伴密切協調。作為歐盟27國，我們於2月2日發表了一項強有力的聲明，譴責政變，呼籲立即釋放所有囚犯，恢復民選當局。”博雷利說，“歐盟立即暫停向政府財政支付的所有發展援助款項。歐盟協助民警遵守高標準的警察培訓等有利於緬甸當局的活動也被凍結。3月22日，歐盟通過了對11名對政變負有責任的關鍵人物的第一輪制裁，其中包括緬甸國防軍總司令和副總司令。我們現在正在制定針對更多個人和軍方擁有的公司的第二輪制裁方案。我們要向軍政府發出信號，他們的行動要承擔後果。”
博雷利續指，“在我們的行動中，我們受‘不傷害’原則的驅使：我們只打擊那些對政變及其商業利益負責的人，避免對廣大民眾產生負面影響。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制裁只針對軍方擁有的公司，並且包括一個允許提供援助的‘人道主義條款’。事實上，歐盟委員會平民保護和人道主義援助行動總局(DG ECHO)已經撥付了1150萬歐元的緊急援助，並準備在必要時提供更多援助。”
博雷利說，“同時，我們一直在推行一項強有力的外交舉措，與所有關鍵的利益相關方（東盟、中國、日本、印度）進行接觸，並與我們志同道合的合作夥伴，尤其是美國和英國密切協調。我們主張在本地區和更廣泛的國際社會的支持下，採取國內解決方案。這應從緩和局勢和釋放被拘留者開始。”他說，“制裁本身不是一項政策。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共同的外交平台，根據緬甸勇敢的人民的明確意願，啟動旨在恢復緬甸民主的對話進程。”
博雷利稱，“雖然我們的行動是持續強烈的，但我們的期望必須是現實的。緬甸的地緣政治競爭將使我們很難找到共同點，正如我們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一再看到的那樣。緬甸軍方已經習慣了國際孤立，並且有長達十年的無視該國公民需求和意願的記錄。”不過，他強調，“但我們有責任去嘗試。首先，要確保緬甸人民在2020年11月選舉中表達的意願得到尊重。但也要捍衛該國的民主試驗，儘管有其局限性，但在我們在世界各地日益面臨基本自由和民主挑戰的時候，這種試驗使它成為一個重要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