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政治經濟局勢正發生巨大的變化，對於日本的安倍政權來說，突然發生的變故，逼迫安倍政權不斷調整其外交戰略，而韓國在5月9日進行的總統選舉投票中，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文在寅以壓倒多數當選，這更進一步迫使安倍政權大幅調整其外交方針。
安倍的政治理想，主要就是“脫戰後體制”，使日本擺脫“戰敗國的桎梏”，走向“正常國家”的道路，因此，安倍二次內閣開始後，他所着手進行的主要政治課題是，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從嚴制定《特定秘密保全法》，填補日本沒有，但在普通國家中都存在的《反間諜法》的空白，強化國家的諜報與反諜報的機能，推進實現解禁集體自衛權，使日本能夠和其他國家協同作戰，並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作戰，推動《共謀罪》立法，加強對人民的控制，修改和平憲法，將自衛隊寫入憲法，使其完全的合法化，逐漸使日本獲得在戰後失去的交戰權等，而這些課題大部分與所謂的“保衛日本的安全”有關，要實現這些課題，需要有外部的“威脅”，使日本面臨“危機”，造成“國家安全保障形勢非常嚴峻”的態勢，從而凸顯定立新法和修改憲法的必要性。
因此安倍外交需要一些國際上的對立面，以突顯“危機”，增加政權與民意的向心力。安倍政權推行的基本外交方針是：樹立一、兩個敵對勢力，製造日本“面臨前所未有安全危機”的印象，推行“對立型民族主義”的外交理念。首先，石原慎太郎給他製造了釣魚島問題，他便藉此機會，熱炒“中國威脅論”和釣魚島問題，然後在南海問題上和美國一起猛烈抨擊中國，並稱中國在南海的活動“嚴重威脅日本的生命線”，再一個就是針對朝鮮的核與導彈開發問題，安倍政權一貫推行強硬的制裁措施，不斷出台單獨制裁朝鮮的政策。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的具體施策方針有二，一是在軍事上緊傍美國，使其“對立型民族主義”外交得到軍事上的靠山，再一個就是宣揚“價值觀外交”，2012年12月27日，第二次擔任首相不久的安倍晉三向國際非政府組織《世界報業辛迪加》投稿並在該組織網絡上發表，深化了他在亞洲推進“價值觀外交”的思想。他在文章提出了“鑽石安全保障構想”，明確提出遏制中國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聲稱在東海及南海領土爭端中，南海正在成為“中國的湖”，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夏威夷要連成鑽石形，也就是菱形的海洋線包圍網，與亞洲的民主盟友共同確保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間的海上航行自由。
實際上安倍的上述目標大部分都已經實現，《共謀罪》立法也呼之欲出，就剩下了他最大的“夙願”---修改和平憲法。
但是最近世界上發生的一些事情迫使安倍修改其“對立型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
第一，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是個商人，對所謂“價值觀外交”不感興趣，他挑戰自由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由貿易，還和俄羅斯眉來眼去，而對中國的態度也前後不一，在競選時痛罵，在上台後需要中國幫助其解決朝鮮問題時，又讚不絕口，也誇朝鮮的金正恩“聰明”，說只要條件成熟，可以邀請金正恩訪美，安倍對這個“靠山”充滿了疑惑。
第二，菲律賓新上任的總統杜特爾特和美國翻臉，和中國打得火熱，南海問題的輿論效應大大降低，日本再在南海問題上和中國對立在國際上已經很難得到回應。
第三，韓國新當選總統文在寅是已故的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的長期政治盟友，在盧武鉉擔任總統期間曾擔任總統秘書長。盧武鉉跟他的前任自由派總統金大中一樣主張對平壤實行所謂的“陽光政策”，即通過經濟援助與和平談判緩和朝鮮半島緊張關係，促成朝鮮的開放，文在寅是他們的學生，也強烈主張與朝鮮接觸的“陽光政策”。
這樣，日本建立在“對立型民族主義”基點上的外交正在逐漸崩潰，如何改變已經失去了基礎和背景的外交方針，在激變的國際形勢下做出新的選擇，是日本外交所面臨的吃緊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