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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外長:美德分歧使中俄受益 美大選後將提出美歐新政

德國外長馬斯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資料圖片
德國外長馬斯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資料圖片 © 路透社圖片

德國《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11月1日刊登的,該報對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的專訪中後者表示,美國與德國和歐盟現今之間的分歧使中俄兩國受益。他並指,德國和歐盟方面迫切需要一個美歐關係的新開端,並會在美國大選之後向華盛頓提出包括建立雙邊關係“新政”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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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該報記者提問,“新冠疫情是否會改變世界?”對此,馬斯回答說,“疫情早就做到了。但我希望它不會是永久性的。”針對記者提問,美國總統特朗普應對新冠疫情的政策也是下周二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的決定性議題,“你是否能誠實的回答,你是有多支持拜登當選的?”對此,馬斯說,“如果我作為外交部長,對其他國家的選舉結果發表個人願望,那將是危險的。這不是我們的決定,而是美國人的民主選擇”。他說,“我希望的是,我們從美國人那裡學到的東西將會發生:民主規則將被每個人接受。這意味着,不僅會有出色的贏家,也會有優秀的輸家。還有作為民主人士之間相互文明對待的文化。我們則必須處理好每一個選舉結果。”

記者追問,“這意味什麼?”馬斯說,“我非常希望跨大西洋關係能夠得到改善。”他補充道,“即使在奧巴馬總統執政時期,美歐雙方也有意見分歧。但是,當時我們互相交談、進行協商,特別是當我們有不同意見時。遺憾的是,現任總統(期間)沒有這種運作良好的協商過程。這破壞了信任。而我們的分歧的受益者最終落在莫斯科和北京的頭上。因此,我們迫切需要重新開始跨大西洋關係。”

記者問道,“你上次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談話是什麼時候”。馬斯回答說,“就在幾周前。我們都坦誠地談論了所有問題,即使我們的意見不一致。其中包括伊朗核協議和對伊的武器禁運。”他還指,“通過總統的推特給我的印象是,不僅包括我們歐洲人在內,甚至美國政府的部分人員都對它們感到驚訝。不僅僅是我們首先從媒體上發現,特朗普總統要從德國撤出一半的美國駐軍。處理這樣非常敏感的問題,對我們的關係來說,不僅僅是造成困難的。”

記者問馬斯,在他看來這一事件是否上升至個人層面,馬斯回答說,“這讓我很擔心。美國是我們在歐洲之外最重要的夥伴。我們受同樣的價值觀指導。我們需要美國,如果我們想在全世界捍衛這些價值觀的話。”記者追問,如果拜登當選美歐關係將會發生何種改變,馬斯回答說,“即使在出現新總統的情況下,美國也將堅持其逐漸退出某些利益領域的方針。 但是我們應該再次在同一支球隊中參賽。我們國家的社會分化正在加劇。尋找這些發展的根源是美國人、德國人和歐洲人未來最大的任務之一。”

馬斯說,“如果我們一起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我們再次更好地傾聽對方的意見,互相學習,就會更容易。就像夥伴和朋友一樣。大選結束後不久,我們就會向華盛頓提出建議--並提出跨大西洋的 ‘新政’。我們需要對全球‘遊戲規則’有一個新的共同理解。貿易和氣候保護----包括新冠病毒大流行----是純粹依靠國家提供答案所不及的領域。”

記者問道,由於美國被特朗普主政,德國社民黨中有強烈的聲音要求美國從德國撤出核武器。如若拜登當選,“美國在德國部署的核武器是否會繼續存在?”馬斯稱,“首先,應緩和德美關係。看看民調吧。德國人對美國的看法在過去的四年裡急劇惡化。人們已經確切理解了與特朗普政府合作的難度。我們不得不聽到,特朗普將中國、俄羅斯和歐盟當作美國的最大對手而相提並論。這必須得到終止。”

面對“你覺得還能將美國稱之為保護國?”的提問,馬斯回答說,“我們需要與美國的安全夥伴關係。現在和未來也是。在這裡,在歐洲和其他地區一樣如此。但是,我們將繼續投資於歐洲安全以使我們自己變得更有主權。這並不意味着要放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恰恰相反。只有一個努力捍衛自己安全利益的歐洲才能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夥伴,美國才會留在這裡。”

記者問,“如果你從外交政策的角度來看這兩個候選人,你的結論是什麼?”馬斯說,“他們代表着不同的政治方針。拜登站在一個傳統上,認為多邊合作是美國的力量。這背後是一種洞察力,即單個國家無法應對這個世界的巨大挑戰,如全球化、數字化、氣候變化、移民或疾病大流行問題,而需要依靠國際解決方案。我們所處理的一切問題都變得不可限量。”記者提到,馬斯在擔任德外長期間非常強調多邊主義的重要性。

馬斯回答說,“是的,因為我相信,如果我們想解決我們時代的問題,我們只能通過國際合作來解決。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回到純粹的國家層面是非常致命的。不幸的是,這一現象並非只有在美國才有。任何試圖讓人們相信,可以通過一國單幹來應對重大挑戰的人,都是在犯一個巨大的錯誤。如果我們不共同解決我們時代的重大問題,世界的未來將是災難性的。”

採訪中,馬斯還代表德國表達了對法國在反恐和捍衛自由民主的努力上的支持。另就德國是否能繼續信任其北約盟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問題,馬斯稱,“埃爾多安總統最終將通過他自己的行為來決定。我認為,完全背離歐洲,背離我們在歐洲的價值觀,不符合土耳其的利益。土耳其政府也必須有利益,確保他們國家的繁榮得到保障。而孤立主義的路線不會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