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美國/政治

德外長:拜登說美國回來了,我們回答德國伴你們左右

德國外長馬斯資料圖片
德國外長馬斯資料圖片 © 路透社圖片

德國外交部長馬斯(Heiko Maas)3月9日在出席活動時發表演講表示,美國和歐盟要承諾採取共同方式,“當俄羅斯、中國或其他國家威脅到我們的安全和繁榮、民主、人權和國際法的任何地方進行反制”。

廣告

馬斯周二以視頻參與的方式參加了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主辦的,題為“21世紀的美德和跨大西洋關係:發起弗里茨·斯特恩主席(Fritz Stern,德國猶太裔美國歷史學家)研討會”。他在演講中指出,中國行為的挑戰性和對抗性越來越大,俄羅斯也越來越咄咄逼人,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對歐洲與美國同盟關係的未來將是一個關鍵。

馬斯在演講中說,“下周是 《二加四條約》簽訂30周年,該協議將全部主權歸還給了德國。弗里茨·斯特恩將這一歷史時刻稱為‘德國的第二次機會’。一個建立一個強大、持久的歐盟的機會,一個在國內建立更強大、更有彈性的民主的機會。我們知道,我們應該感謝誰給我們這個機會:感謝我們的朋友和盟友,特別是感謝美國。”他說,“但是,弗里茨·斯特恩也提醒我們,第二次機會取決於什麼:接受他所說的 ‘可靠和理性的政策’。這就是我們今天在談論德國的全球責任時應該牢記的。”

馬斯說,“理性、可靠性和責任感必須齊頭並進。因為只有這三者結合起來,德國的外交政策才有可能實現。讓我從最令人嚮往的因素開始:理性。女士們,先生們,政治中的理性今天受到了威脅,在我們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我們都在經歷 ‘另類事實 ’如何侵蝕對我們機構的信任。”他說,“對美國國會大廈的襲擊可能是一個令人震驚的高潮。但這並不是陰謀論的力量和仇恨的傳教士第一次試圖分裂我們。就在去年夏天,抗議者試圖進入柏林的國會大廈。”

馬斯說,“親愛的朋友們,我們決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喚起理性的力量對於民主在數字時代的生存至關重要。我作為德國外交部長說這番話,是因為拜登總統說得很對:‘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不再有明確的界限’。事實上,我們在國外的信譽和實力是以我們在國內的團結來衡量的。在過去十年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中,我們本應更加註意這一點。我們急於幫助那些我們認為‘大到不能倒 ’的銀行和公司--華爾街而不是百姓街。這在我們許多民眾中留下了苦澀的味道。民粹主義者利用了這一點。”

馬斯說,“但我們已經吸取了教訓。今天,我們把我們的人:工人、企業主、家庭放在我們對策的核心位置。我們正在支持那些不裁員的公司。而且,我們首次建立了一個歐洲共同方案,以減輕失業風險。這是縮小國內分歧的一種方式。在國外,我們必須加強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國際合作。拜登總統提議的‘民主峰會 ’可以重振我們的紐帶。仇恨言論、操縱和虛假信息正在侵蝕我們對彼此的信心。我們需要更好的監管,在國際上也是如此。而我們顯然不能把這項任務僅僅留給大科技公司。”

馬斯稱,“在過去的四年裡,我們歐洲人常常獨自持有這種觀點。事實上,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獨的。因此,我與我的法國同事和朋友讓-伊夫·勒德里昂一起創建了一個多邊主義聯盟,一個由全球幾十個夥伴和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的團體,以保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我們一起研究如何讓我們的社會更具彈性。以及如何在網上和網下一樣保護人權。”他說,“我希望,在未來幾個月里,我們能夠在這項工作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在美國重返談判桌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利用理性的力量,振興我們國內的民主制度,並使國際事務恢復穩定。”

當談到可靠性時,馬斯表示,“對德國來說,由於其歷史上曾發生過可怕的失敗,可靠性意味着知道我們的立場,以及與誰的立場。”他說,“在30年前的一次演講中,弗里茨·斯特恩描述了這對我們的意義。‘德國’,他說,‘必須利用它的力量、財富、對和平與理性的追求,不只是在口頭上提到歐洲,而是要幫助把它變成現實。這個基準今天和30年前一樣有效’。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同意建立一個7500億歐元的救援計畫,作為歐洲聯盟一起。”他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決定共同購買新冠疫苗。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錯誤。但我們作為一個歐洲採取行動是正確的。如果不這樣做,歐洲大陸就會四分五裂,大國出價比小國高。相反,到目前為止,歐盟為人均接種疫苗的人數是俄羅斯或中國的兩倍。”

馬斯談到,“歐洲的齊心協力是保持歐洲團結的基礎。歐洲主權是讓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前提條件。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夠為其鄰國帶來穩定的歐洲。而只有這個強大、開放和團結的歐洲才能繼續成為美國的相關夥伴。對歐洲主權的投資意味着對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投資。”他表示,“有人認為,冷戰結束後,這種夥伴關係就失去了意義。因為我們共同的敵人已經消失了。這是大錯特錯的。我們的夥伴關係從來不是建立在恐懼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由和共同價值觀之上。而這些價值觀依然存在。蘇聯已經消失了,但我們正共同面對新的共同挑戰。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和氣候變化是最具生存意義的挑戰。它們需要跨大西洋的領導和團結。”

演講中,馬斯談到,“說到貿易,女士們、先生們,我們也應該打破關稅和懲罰性措施的循環。這不是夥伴們相互對待的方式! 上周宣布暫停空客-波音公司爭端關稅,是在此基礎上邁出的關鍵一步。歐美可以攜手建立一個以人為本的經濟模式。保護就業和中產階級是我們的共同任務,布林肯上周剛剛解釋了這一點。”他說,“但這不應該讓我們不討論公平的部門貿易協定。事實上,這種協議可以提高社會標準--並增加我們的全球影響力。”

馬斯問道,“女士們,先生們,我們如何與一個更具挑戰性和對抗性的中國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又該如何應對一個更具侵略性和壓迫性的俄羅斯?”他表示,“回答這些問題對我們聯盟的未來至關重要。加強北約的政治作用將是一個重要步驟。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諾採取共同的辦法。”他補充說,“對我來說,這意味着在俄羅斯、中國或其他國家威脅到我們的安全和繁榮、民主、人權和國際法的任何地方進行反擊。”

馬斯說,“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對歐洲的國防和安全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自2014年以來,我們的國防開支已經增加了50%。而且我們將堅持這條道路。我們強化了我們的法律,以保護我們的數字基礎設施免受外國影響,特別是我們的5G網絡。”他說,“我們已經對莫斯科和北京對民間社會的打擊及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做出了回應。而且我希望我們能夠恢復跨大西洋的聯合定向制裁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在過去四年裡已經崩潰了。而作為一個貿易國,我們致力於維護自由海路。就在幾天前,作為德國政府,我們決定首次向印太地區派遣一支海軍部隊。”

馬斯強調,“當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受到威脅時,我們必須站出來捍衛它們。”他續稱,“但拜登總統在慕尼黑指出,‘讓東方與西方對立 ’不符合我們的利益,這也是正確的。我們多次告訴上屆政府,在一個相互聯繫的世界中,‘脫鉤’是行不通的,因為我們都面臨同樣的全球挑戰。外交意味着與困難的行為者接觸,特別是在符合我們利益的情況下。”他舉例這些可合作的方麵包括,西巴爾幹地區問題利比亞問題伊朗核協議談判問題和阿富汗局勢等。

馬斯說,“‘美國回來了’是拜登總統兩周前在慕尼黑髮出的信息。‘德國伴你們左右’是我們今天的回答。”他談到,“弗里茨·斯特恩在書中介紹了他一生中認識的‘五個德國’,他的結論是:‘德裔美國人的理解是歷史、政治和我自己的生活所決定的’。”馬斯說,“我只想補充一點,這個德國是想和你締結一個跨大西洋的新政。作為我們共同為民主而戰的理性聲音,作為歐洲和世界的可靠夥伴。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盟友和朋友,與你們一起努力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