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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雷利:21世紀歷史將在中國崛起和美中關係間書寫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資料圖片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資料圖片 © 路透社圖片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委會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 )近日在受訪時表示,21世紀的歷史將在中國崛起和美中關係間書寫。他認為,在這一背景下,歐盟必須成為世界一極,但在邁向強化其政治聯盟和提升共同軍事能力方面,歐盟內部缺乏統一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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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雷利在法新社記者5月28日刊登的這篇專訪中談及了歐盟內外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以及近期發生的白俄羅斯盧卡申科政權強迫民航客機迫降逮捕獨立記者事件。他還介紹了,歐盟將採取的包括經濟制裁在內的系列回應措施。博雷利26日在參加歐盟外長非正式會議前,被記者問到了“您有哪些制裁的途徑,這些途徑是否足夠?”。對此,他回答說,“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要求我們提出領域性制裁。有一些是立即想到的,如鉀肥出口和從俄羅斯購買的天然氣(在白俄羅斯)過境。”

博雷利說,“白俄羅斯是一個鉀肥出口大國:25億美元。一切都要經過波羅的海國家。這很容易控制,如果你真想這麼做的話”。他說,“我們也可以想象,通過白俄羅斯境內抵達歐洲的俄羅斯天然氣,終究會進入歐洲。但如果通過另一條管道,白俄羅斯將失去過境權,這一點也是不可忽視的”。他續稱,“劫持一架歐洲飛機以逮捕一名乘客,對此需要作出強烈反應。我們(在事發後)對(涉及白俄空域的)航空旅行當場作出決定,其將造成傷害。但歐洲領導人提出了更多要求。如果我們現在不運用權力來說事,那就證明我們不想這樣做。”

博雷利說,“歐洲人對經濟制裁總是猶豫不決。但這一次,我們真的需要採取讓盧卡申科先生感到壓力的措施。如果我們想如此,我們可以迅速地做到這一點”。他將為定於6月21日在盧森堡舉行的下一次歐盟外長會議提出具體制裁盧卡申科政權的建議。博雷利坦言,對盧卡申科政權的制裁也會從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白俄羅斯普通民眾的生活,並稱“想不打雞蛋來做煎蛋是不可能的”。在來自美歐多國的壓力下,盧卡申科近日則訪問俄羅斯向總統普京尋求支持。

博雷利說,“(歐盟)與俄羅斯的關係非常糟糕。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以來,雙方關係的情況越來越糟,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必須決定下一步該怎麼做的時刻。”他說,“普京正處於對抗狀態,在國內變得越來越獨裁。但我們必須小心。不存在將制裁放在首位的問題。我們需要更精細的分析”。他強調,“我們需要歐盟的團結,以便能夠在俄羅斯違反國際法時將其阻止。否則就是一種幻覺”。他續稱,歐盟也需要適當的與普京對話,雙方在能源供應和敘利亞及利比亞問題上能找到對話的共同點。

記者說,問題是,普京拒絕與歐盟代表交談。他不承認歐盟,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莫斯科的會晤中殘酷地告訴您這一點。博雷利說,“很明顯,俄羅斯更願意與它感興趣的歐盟國家進行雙邊交流,因為我們一起則更為強大。歐盟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糟糕的交易。這取決於我們如何利用我們的聯盟來應對俄羅斯”。他續稱,“不幸的是,這並不總是發生。每個成員國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有單獨行動的誘惑,覺得(那樣做)自己的處境會更好。”

記者追問,“有可能在成員國捍衛其利益的情況下制定共同的歐盟外交政策嗎? 我們能有一個反對德國利益的共同外交政策嗎?”博雷利說,“條約明確規定,歐盟的外交政策仍然是成員國的權限”。他說,“歐盟委員會希望扮演地緣政角色,這很好,但它在外交政策方面不具備能力,在國防方面也不具備能力。這就是現實”。他說,“為了建立一個共同的外交政策,我們必須找到我們所認同的要素。如果沒有共識,那麼就沒有(歐盟)共同的外交政策”。

博雷利說,“對外政策是關於價值觀和利益。歐盟的條約規定的很清楚:我們必須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和利益。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否則我們就不是歐盟的成員。但我們並沒有分享我們的利益。作為共同外交政策的設計者,我非常清楚,在許多領域,共同利益並不存在。”他說,“由於也需要(成員國)一致同意,我更傾向於採取即使不是一致同意,也代表強有力的多數的立場,而不是尋求毫無內容的共識”。他續稱,“與其像在中東和幾乎所有的事情上都陷於一致要求的囚徒而一言不發,不如表達26國的立場”。

博雷利說,“中東問題是我們分裂的典型例子。但目前我們停滯在關於香港問題的聲明上”。他說,“外交政策必須跟上世界的步伐。但不幸的是,我們花了太長時間來作出決定。但世界並沒有停滯不前。這就是為什麼我每天都呼籲各成員國迅速作出決定。有時它是有效的。但是,由於歷史原因,我們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上有存在的、不可逾越的分歧”。他補充說,“顯然,如果我們有一個合格的多數(決策體系),那就更好了”。他還提出,“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問題。(歐盟)要有一個共同的外交政策,你必須對世界有相同的看法。而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記者問,“歐盟有多大的可見度?”博雷利說,“如果我們是一個聯邦國家,權力會加以落實。如果我們是一個專制國家,像中國或俄羅斯,國家會採取行動。但我們甚至不是一個國家”。他說,“因此,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共同的世界觀,那麼假裝有一個共同的外交政策便是烏托邦(的想法)”。他說,“我們在戰略指南針方面所做的工作,使我們能夠建立對世界的這種理解,分析威脅並了解我們準備如何應對這些威脅。也有必要在實踐中工作。每個月都會宣布一項新的戰略。但團結是在行動中形成的。正是在行動中,我們將找到自己。”

博雷利說,“在某些時候,歐洲人將不得不問自己,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法治和貿易之外,還應該如何行事”。他說,“在今天的世界上,要成為一個全球參與者,你必須最好地利用你所擁有的工具,並能夠在軍事安全方面迅速採取行動,這個領域對歐洲來說是一個問題”。他舉例稱,“今天我們正在為未能阻止巴爾幹戰爭而付出代價。當時宣布,歐盟將有能力在當地部署不少於5萬名士兵。誰還記得這個承諾?現在我們減少到五千人,有人還說這太多了。”

博雷利說,“在我上任時,利比亞還沒有土耳其人或俄羅斯人。他們不在那裡。 我們正在為我們的分裂付出代價。今天,由於俄羅斯和土耳其之間的協議,出現了停火。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停火也不是歐盟干預的結果。再一次,是俄羅斯和土耳其,它們各自利用了對方”。他說,“歐洲沒有能力部署軍事能力。在薩赫勒地區,有一個國家這樣做,而不是歐盟。每個國家都管理着自己的外交政策。法國管理其外交政策,這樣做是沒錯的。但薩赫勒地區是歐洲的問題,法國無法獨自解決。”他續稱,“解決方案不僅是軍事問題。在馬里,如果我們不贏得和平,我們就不會贏得戰爭。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公民治理結構,建立一個國家”。

博雷利說,“歐盟的外交政策面臨三個問題:我們的許多夥伴沒有治理機制或治理失敗;中國、俄羅斯和土耳其的新帝國,這些組織良好的專制國家有擴大其權力的野心。還有全球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全球應對,如氣候變化或大流行病”。記者問,“您如何看待歐盟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平等還是附庸關係?”博雷利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有很大的分歧。有些國家將始終與美國的立場保持一致,有些國家則有更自主的願景”。他說,“每次我談及戰略自主權時,都有成員國說'你想讓我們與美國保持距離,你想削弱北約'。但這與此毫無關係”。

博雷利說,“有時我感覺到,一些國家對與美國的夥伴關係中的依賴狀態感到更加放心”。他說,“但沒有選擇。在歐洲的領土防衛方面,除了北約,沒有其他選擇。有些問題,我們歐洲人應該能夠提供一個泛歐洲的解決方案,因為北約和美國都不會處理這些問題”。記者問,“在華盛頓和北京的對抗中,我們應該如何定位自己?”博雷利說,“21世紀的故事將是中國的崛起和其與美國的關係。中國已經是一個大國,並將變得更加強大”。他說,“中國如何將自己融入全球治理體系,將對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中具有決定性意義”。

博雷利補充說,“同樣,很明顯,我們與美國共享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我們都是民主國家,(雖然)並不完美,但我們相信一個允許公民選擇政府的制度,因為存在政治競爭”。博雷利說,“中國則已經建立了另一個系統,即一黨制,並且無意改變它。我們有一個市場經濟。他們有一個非常被(政府)管理的市場經濟”。博雷利說,“很明顯,我們與美國的關係更為密切,但我們在所有問題上的利益並不一致。我們必須能夠捍衛我們的利益”。他說,“我們有辦法。我們只需要有意願去做。如果歐盟想成為一個全球參與者,其必須能夠面對中國時能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而不需要美國的贊助”。

博雷利說,“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與中國結盟反對美國。真正的問題是歐盟有能力成為世界一極”。他談到,“很明顯,俄羅斯正在越來越多地向中國傾斜。我們不需要很用力,(他們)就能形成一個新的專制國家聯盟。這將是非常不平衡的關係,因為中國佔世界GDP的20%,俄羅斯佔世界GDP的2%。但他們有利益關係,可以相互更為接近“。博雷利說,“歐盟必須成為世界一極。在條約中寫到,歐盟必須向政治聯盟和共同防禦能力邁進,人們可以想象一個國防聯盟”。不過,他坦言稱,“但我們離這一目標距離很遠。各地對此的熱情也並不一樣”。

另就美國宣布從阿富汗撤軍及該國的未來問題,博雷利說,“拜登總統已決定撤軍。這個故事已經結束了”。他說,“這是一個好的決定還是一個壞的決定是值得商榷的。但拜登決定,20年已經足夠了,已經流了太多的血和花了太多的錢,他們要離開。”他說,“前一屆美國政府與塔利班進行談判,不問盟友的意見就自以為是地代表他們”。博雷利說,“拜登本可以說'不,我們不走了'。但他很清楚,他與塔利班的戰爭會比越戰的新春攻勢更糟糕,他不想付出這種代價。既然歐洲人不能獨自留下,他們也要離開”。

博雷利說,“我對將會發生什麼並不十分樂觀。對我們歐洲人來說,有一個問題,就是把尊重這20年來所贏得的社會和婦女權利作為我們繼續援助阿富汗的條件。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必須停止一切援助”。他說,“我們需要對解決方案進行總結。我們問自己如何管理我們的存在。如果我們想保持最低限度的歐洲存在,我們必須確保一個醫院和機場的運作。我們必須繼續存在,但不是用軍事手段。這是不可能的”。他續稱,“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達成協議的能力如何,還有待觀察。不可能是樂觀的。戰敗時就是戰敗”。

記者最後開玩笑說,“這一切是不是很令人感到鼓舞?”博雷利回答說,“這不是一份適合很快就會氣餒的人的工作。它更適合一個頑固的人,這個人必須相信歷史是有意義的,我們必須向前邁進,即使是一小步。我便如此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