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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與解構的智者米歇爾·福柯 第十四節 規訓與監視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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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資料圖片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資料圖片 法新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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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瘟疫時期的監視與管理方式,給權力的運作以極大的方便。這一套方法在沒有發生瘟疫的正常社會生活中,仍得到延續,成為控制社會的有效手段,它滲入到社會的每一個毛細部位,形成全方位監控,社會中的個人已不可能逃脫這種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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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上次你談到瘟疫時期的監控手段會應用於正常社會。這個過程如何實現呢?

答:好,我們接着看福柯怎樣分析權力。福柯有時稱權力為統治者。這個權力把非常時期變成正常時期,把因瘟疫而採取的監控手段,變成監控人們日常生活的手段。福柯認為,在瘟疫期間,“秩序藉助一種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權力,確定了每個人的位置、肉體、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種權力有規律地、連續地自我分權,以致能夠最終決定一個人,決定什麼是他的特點,什麼屬於他,什麼發生在他身上”。但是請聽友們注意,瘟疫是一個動員的借口,如果沒有瘟疫,權力仍然能夠找到其他動員的口號,比如我們所熟悉的“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是一種社會持續動員的借口。在這裡,階級敵人就是瘟疫的替身,只有在這種持續動員下,權力才可以順理成章地監視全社會。我注意到在對抗新冠瘟疫的過程中,大陸已經開發、推廣使用了所謂健康卡,這張卡可以知道你何時出門、去了何處,還可以判定你的現存健康狀況。它以紅、黃、綠三色為標記,如果這張卡在瘟疫結束後繼續適用,那麼當局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監視公民的一舉一動。為了描述這種狀況,福柯創造了一個新詞panopticisme,我把它翻為“全方位監控”,也有人譯為“全景敞式主義”。這個詞來自英國功利主義者邊沁,他設計了一種監獄建築,稱之為panopticon。

問:pano這個詞頭就是表示一覽無遺的全景觀。邊沁的這個設計一定是要一覽無餘。

答:完全正確。邊沁就是設計了這麼一種監獄,他的目的就是花費最少的精力,取得最大的監視效果。好,我們就用福柯的描述來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全景式監獄,“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築,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大圈窗戶對着環形建築。環形建築被分成許多小囚室,每個囚室都是前後貫通的。囚室有兩個窗戶,一個朝里,與瞭望塔相對,一個朝外,光亮能從外射入,照澈囚室。中心瞭望塔上只需安排一名看守,每個囚室中關着或者是一個瘋子,一個病人,或者是一個罪犯,一個工人,一個學生。通過背景射入的光,瞭望塔中的監視者可以看到每一個囚室中人的動作。這個囚室就像一個光照下的舞台,每個囚犯都在敞亮的舞台上表演,監視者在暗處可以看清這些演員的一舉一動”。我想聽友們一下子就能明白這種全景式監獄的妙處,那就是第一,監視者隨時能把握被監視者的動態,而被監視者卻完全不知道他在何時被監視,因為他看不到監視者。這種監視是隱藏起來的。第二,被監視者知道他隨時有可能被監視着,但又不能確切知道監視是在何時進行,所以他的行為就必須永遠處於被監視的狀態,他就必須按照監視者的意圖,每一分鐘都保持馴順的狀態。第三,每一個囚犯都是一個絕對孤立的個體,他不能與人交流,不僅不能與難友交流,而且不能與監視者交流,這是一種純粹的單向監控,所以能極大地引發被監控者的恐懼。第四,這種狀態就造成權力自動發揮影響力,它把事實上是斷斷續續的監視,變成了心理上的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正因為你不知道你何時被監控,所以你就認為監控是無時不在的。監控者可以隨意,而被監控者則必須時刻警惕自己的行為。

問:這個全景式的監控監獄,很像現在的高科技監控手段。

答:所以還是那句老話,太陽底下無新事兒。權力對社會實施監控的基本原則早已存在,並被那些聰明人說透了。福柯指出,邊沁的原則是,“權力應該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所謂‘可見’,即被囚者應不斷地目睹窺視他的中心塔的高大的輪廓,所謂‘無法確知’即被囚禁者應該在任何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窺視。為了造成監督者的在與不在都不可確知,使被囚禁者在囚室中甚至不能看到監督者的任何影子,按邊沁的設想,不僅中心瞭望塔的窗戶應裝上百葉簾,而且大廳內部應該用隔板垂直、交叉、分割,在各區域穿行,不是通過門,而是通過曲折的通道,這是因為任何一點聲響,一束光線,甚至半開的門的光影,都會暴露監督者的存在。全景敞式建築,是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二元統一體的機制,在環形建築的外圈,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觀看”。聽友們可能會聯想到當下中國新頒布的互聯網管控條例,那些被沒莫名其妙封掉微信賬號的個人,他們絕不可能知道是誰在何處監視着他們在手機上說的話,也就是說你不可能去觀看監控者,但是你卻知道你被窺視着,並且被懲罰封號。你就像生活在這個外環的一個囚室中,有一個中央瞭望塔,任意地監視和懲罰你。高科技甚至讓你連這個中央瞭望塔都看不見,現代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全景敞式監獄。

問:但大家就在這樣一個全景敞式監獄中生活,相當一部分人還覺得生活得很快樂。

答:是這樣的情況,而這正說明,權力的目的是完美地實現了。你被監視而不知道被何人監視,你被懲罰而不知道遭何人懲罰。為了避免麻煩,你就會主動按照監視者的要求行事,漸漸地你就只能也只會有權力當局要求的正能量了。儘管這些正能量就是謊言,但你卻相信它,正像李文亮醫生被訓誡,竟然能獲60萬點贊。點贊的這些人,不知不覺地成了巴普洛夫那隻一聽鈴響就留涎水的狗。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監視、被監視、逃避、馴服,甚至擁戴的條件反射。這才是專制權力給一個民族帶來的毀滅性戕害。所以,詹姆斯·米勒說,“福柯在他終於領會了邊沁這本書的意思的時候,該是多麼激動。在現代社會一切令他憎惡的東西中,他恐怕難以找到比這更突出的典型了”。為什麼?因為權力的這種對社會的監控方式完全是反人道的。福柯斷言,“在西方文明中,一切限制權力慾望的因素,都是人道主義”。福柯對這種監控手段的厭惡,深深打着尼采思想的印記,因為正是尼採在他的《權力意志》一書中,提出了“末人”這個概念。尼采認為,當世界已變成一部由權力操控的監視器時,各人在其中僅僅體現出最微不足道的力量與價值。這些可憐的個人,厭倦了內心衝突,只求平安無事,為了免除痛苦,他們在權力的監控下尋找到“幸福”。尼采描述說,“我們已經發明了幸福,這些末人說,並咋巴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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