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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政治體制改革從何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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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政治體制改革從何入手?
(轉自《共識網》2010年9月6日


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薩的顧問,被譽為波蘭1989年和平轉型的靈魂人物的亞當•米奇尼克應邀來華。這位“和平演變”的專家來訪當然不是官 方邀請的,但必須得到官方批准。他於7月8日上午接受崔衛平(米奇尼克名著《通往公民社會》的譯者)的專訪,下午與秦暉、徐友漁、戴晴等中國自由派學者進 行座談。7月10日與中國推友會面並回答問題。

旅美學者、極具洞察力的朱學淵先生認為,“波共時代的異議分子米奇尼克在北京與崔衛平等十多個溫和公共知識分子會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動向,這比北京同 意香港民主派政改方案更為敏感,政府無疑監控了這次見面,當然也默許了這次會面,甚至還安排了一名優異的翻譯。我認為米奇尼克訪問中國,可能是中共向波蘭 引進政治轉型技術(know_how)的一個動作。”

在中國現行制度下,米氏與異議者座談,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兩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是形勢使然。今天當局已經沒有能力將批評反對的言行統統消滅在 “萌芽“狀態,而到了“萌芽”蓬勃生長的時期。2003年發生群體性事件6萬起,2008年是12萬起。2009年是國慶60周年,為保平安,建立了各級 維穩辦公室,大規模增撥了維穩經費,以武裝警察、防暴警察為主力,以國安局、公安局、派出所為堡壘,以片警、保安、街道積極分子(線人)為偵察兵,以網 特、五毛黨為秘探,編織成嚴密的社會控制網,卻心勞力拙,越“維”越不穩,2009年的群體性事件超過23萬起。[1] 其中有數起超過萬人參加的特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它們分別是貴州甕安事件、川渝教師罷課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有人預言2012年前後可能爆發全民大起 義。

在民變蜂起的高壓下,“和平演變”才成為可以討論的話題,而且是聽取“和平演變”的專家介紹經驗。不論官方有何居心和目的,起碼這比拒簽米奇尼克入境 申請,以裡通外國、陰謀顛覆國家罪逮捕崔衛平等人,是個進步。米奇尼克有關中國的談話,有兩個要點:一是中國必須結束一黨專制,轉入民主制度;二是堅持非 暴力主義,希望中國和平轉型。允許米奇尼克來華遊說是當局承認和平演變的信號,起碼是領導集團中主張和平變革的勢力佔了相對的優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 2010年8月21日溫家寶總理在深圳發表題為《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講話:

經濟特區30年來的實踐充分表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實現國家強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過去30多年中國的發展變化,靠的是改革開放,未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要靠改革開放。

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要保障人 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創造條件讓 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貪污腐敗;要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特別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視保護和幫助弱勢群體,使人們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對國家的發 展有信心。

我們站在一個新的偉大的歷史起點上,肩負着更加光榮而神聖的任 務。必須永遠牢記,只有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30多年改革開放的 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在這個關乎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上,我們不能有絲 毫的動搖。

溫家寶總理作為改革派代表人物,在政治體制改革淡出政治家視野20年後,重新舉起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旗幟。聽說溫家寶總理的講話得到了胡錦濤總書記的堅 定支持。希望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黨政第一把手共同譜寫“胡溫新政”新篇章。引人注目的是新華社21日通稿《開創經濟特區的美好明天 》,把溫家寶講話中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刪掉了。一周以後(8月26日)補充報導說,溫家寶在深圳重提政改引起關注,成為深化改革的信號。這一刪一報,反映 了高層的猶豫、爭論和鬥爭。希望改革派在覺得力量不足的時候,要像英雄安泰 [2] 那樣足踏大地吸取力量。支持政治體制改革的億萬人民是你們的大地,是你們的堅強後盾。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執政必須經過人民的授權。這是現代民主的天經地義。對於第一句話,黨內在表面上是有共識的,誰也不敢說不是。對於第二句話,黨內相 當多的人不接受,抗拒。他們的理論是“打天下者坐天下。”打天下的老一輩人過世了,兒子接着坐,一代傳一代。由於一舉粉碎“四人幫”打破了毛澤東的家天下 布局,中國成了名副其實的黨天下,現在連縣以下都出現了變相世襲現象,平民子弟中的優秀分子上升的道路越走越窄。

黨天下傳承三代以後,入黨的人與共產黨當初的理想和傳統已相去甚遠,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立志報效國家服務社會的當然不乏其人,但也有許多懷着陞官發 財動機的人和投機者、野心家混入黨內。最可怕的是黨員幹部隊伍中逆淘汰的潛規則。文強臨死之前說:“現在不貪不色,誰敢用你呀!”正人君子成了異類,又貪 又色的人一路躥升,他由片警升到公安局長。

十五屆中央紀委書紀吳官正說:“根據中央的考察、調研,不能說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級黨委已經變質,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是不稱職, 不合格的” [3] 這說明共產黨已經發生了蛻變。三代以後的共產黨,已經失去了“坐天下”的戰功鐵券和道義資格。他們為了續上“打天下坐天下”的香火,為自己“坐天下”尋找 合法性,迎合毛派,也跟着高舉毛的旗幟,掩蓋毛的錯誤,塑毛像,唱紅歌,一唱紅歌,好像就縮短了與正統的距離,找到了毛爺爺授權的感覺。毛的旗幟成了抗拒 政治體制改革、掩護貪污腐敗的保護傘。

毛澤東創造的政體,是個“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黨國政體,是個披着民主外衣的專制政體,是60 年來中國人禍不斷的根源。依靠這個政體創建和諧社會,無異於緣木求魚。它的憲法兩次(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被顛覆,根據憲法組建的代議機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必須與毛澤東保持一致的橡皮圖章,雖如此文革中仍覺得礙手礙腳,被停止活動十年。它缺乏穩定性和程序性,發生了六次非程序更迭  毛時代是打倒 劉少奇、林彪和粉碎四人幫,鄧時代是撤換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它被操縱通過法令,承認將55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的事實,並對他們進行司法處理;它被操 縱通過法令,違背民意沒收了全國城鄉人民的財產,將餓死了3755萬人的公社制度寫進憲法。對獨裁者,這個政體沒有能力進行任何抵抗和鬥爭,許多開國元勳 和民族精英被迫害致死。

憲政民主是什麼?就是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高於一切,政府必須民選,總統必須人民授權。人民享有充分的結社、集會和遊行示威的自由,監督政府和執政 黨。例如美國,人民監督政府,是通過新聞出版自由表達各階層、各種族、各界別的群眾意見來體現的。美國沒有官方通訊社、官方報紙,除了一個對外廣播的“美 國之音”是官辦,沒有對國內宣傳教化的官辦電台和電視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兩大政黨沒有自己的機關報和電台、電視台。[4] 沒有控制輿論、審查書報的機關和制度。輿論導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間,不是官導民,而是民導官。總統、國務卿放下身段向民間問計,了解老百姓的意見和要 求,調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須同執政黨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執政黨和政府必須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我們死守着林彪的“兩桿子”理論保權,強化暴力,統死媒體,黨和政府把自己擺在了與人民為敵的地位。現在大陸人民享有的民主自由不如回歸前的香港人。 回歸前的香港是英國統治的殖民地。那時候,總督不能民選,要由英國政府任命,這個沒商量;但給港人充分的民主自由,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言論、出版各 項權利,都是兌現的,落實的。即如我的書,能在香港出版,仍是港英當局出版自由的延續,而不是回歸後的福蔭。共產黨在大陸掌權既然聲稱代表人民當家作主, 可人民連殖民地人民的民主自由都享受不到,這在全世界太丟人了。最近連敦煌學者蕭默的《一葉一菩提》那樣平和理性、近乎佛家禪語的書都遭到了查禁。作為執 政黨的一員,我想到這些就血脈噴張。這種情況無論如何不能延續下去了。

民主憲政並沒有堵死高幹子弟參政的管道。像布什家族兩代總統,但小布什是憑政績民選上台的。許多高幹子弟維護黨國政體,是因為這個政體的領導人,可以 避開民主程序,在幕後權鬥中勝出。他們認為這是上升的捷徑;但想沒想過也可能成為這個政體的受害者?連鬥遍黨內無敵手的毛澤東,也是這個政體的受害者。他 死後不到一個月,老婆、侄子就被捕入獄。毛遠新說他是替他的伯父背過坐牢。專制體制下,最不安全的是官員。今日上主席台,明日可能成為階下囚。

改革黨國體制,首先受益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的生命有了保障,他們的進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護,他們的工作擺脫了“婆婆”的干擾,他們的政績和缺點錯誤,能夠得到公正的對待和評判,他們退休以後能夠體面地度過晚年。

政治體制改革的鍥入點很重要,要從領導和民眾共同關心、都能接受的地方開始。憲法第5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 關。” 要落實這個“最高”,就要廢除毛澤東留下的那個“黨在國上”的政治體制。先不談“三權分立”,不談多黨制,共產黨繼續執政,但要改變黨和人大的關係,政治 體制改革就從這裡開始。既然承認黨要在憲法範圍內活動,黨就不能站在憲法之上去領導“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你是唯一的執政黨,不能又把自己變成領導執政黨 的皇帝。一個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執政黨,要自覺地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頂在自己的頭上,接受人民的監督。

關於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要恢復延安的“三三制政權”。[5] 什麼是“三三制政權”呢?董必武解釋說:“就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各級參議會代表也好,各級參議會選舉出來的各級政府委員也好,中國共產黨自己規定,共產黨 名額都不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選舉出來的代表或委員,共產黨員超過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請辭職,讓給次多數的非共產黨人士。這個制度的目的是什麼 呢?就是反對一黨包辦,反對一黨專政,而和各黨派、無黨派的各階級人士,更好地團結合作。”[6]

關於政府的組成也要實行“三三制”。毛澤東曾規定:“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 [7]

全國人大與執政黨的關係不應該是遵命、執行、保持一致的關係;在政權體系中,全國人大要履行防止獨裁、防止腐敗、防止失誤的糾錯職能;要履行這樣的職 能它就必須對國家領導人的進退有最後決定權。國家主席、政府總理還由共產黨提名,但你提兩個候選人叫人大票選行不行?現在越南已經這樣做了,國會議員也實 行了選民直選,[8] 我們還死扛着恐怕不行。省以下政府首長,也由共產黨提名,但部分打破任命制,要提兩個候選人由省以下人大票選。如果在毛時代代表全國民意的國家最高權力機 關,能夠有效地制衡毛澤東,就不會有劉少奇的悲劇。要把罷免國家主席、總理等最高領導人這個最高權力分散給幾百人(人大常委會)或幾千人(人大全委會)去 票決,不能黨的領袖“動一個小指頭” [9] 就把國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幾個退休的元老一串聯,開個黨的生活會,就把黨和國家領導人給廢了。

省以下各級政權尤其需要一個有權威的、有實權的民意機關,監督約束黨政第一把手。黨的第一把手不得出任人大主任。否則他們就會成為“天高皇帝遠”的諸 侯,可以不理會中南海的政令。福建有個周寧縣,有一任縣委書記叫林龍飛,在任上實行“三光政策”:即“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 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說到做到了。他與22 名情人舉辦群芳宴,選出一位芳中之最,頒發佳麗獎,獎金30萬元。後來東窗事發。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請教吳邦國委員長,全國2700個縣,像周寧這樣的情況 不在少數,在林龍飛這樣的縣委書記領導下,這樣的縣怎樣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這樣似是而非的廢話能治國嗎?如果縣人民代表大會是個有權威的民意機關,能夠約束他的行為,有權抵制 他,揭露他,絕不會糜爛地方以致如此。比照吳官正的調研結論,如果縣一級政權也有百分之八十的一把手不合格,每個縣會製造多少起群體性事件?這就是發生 23萬起群體性事件的政治根源。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百姓也已忍無可忍,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再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只能等着李自成、洪秀全式的 暴力革命,玉石俱焚了。

風生水起的維權運動,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農民工和下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農民,現在農村的土地兼並現象是越來越嚴重,大量農民正在迅速淪為無地可 種的遊民;第三就是複員轉業軍人,數量越來越大的復轉軍人離開軍隊就是失業者,沒有辦法生存下去。當局把工農兵都得罪了,連我們這些有幾十年黨齡的老乾 部,都成了“維穩”對象(昨日在餐館舉行謝韜追思會,安全部派人出面干預),這樣干法社會無論如何是穩定不住的。中央必須改變治國理政的思路,把這些人當 作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力量和依靠力量。維權運動的鬥爭目標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體制的種種弊端所衍生的對百姓的經濟、政治權益的侵害。本質上是要求調 整利益關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是自發的而不是官方製造的、真正代表民意的群眾運動。民意的要求就是政改的目標。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維權運動相結合,才 有操作抓手,才有推動力量,才有社會根基,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反之,如果主事者視維權運動為“動亂”,繼續敵視、打壓維權運動,或避開社會熱點,選一些冷 僻問題作秀,必將一事無成,成為悲鳴的孤雁被邊緣化。

維權運動是公民社會水到渠成的組織形式,是民主憲政的社會基礎。和平請願、非暴力主義是維權運動的特點。這是推動和平變革的偉大動力。其最終將彙合成 為洪流,上升到改變制度的層面。堅持非暴力主義不是懦弱,是一種更宏大的抱負;不僅是策略,而且是對保存人類文明承擔起社會責任。

許多人對政治體制改革沒有信心,認為權貴集團、地方諸侯、黑社會,勢力太大,改革派鬥不過他們。殊不知進行着不懈鬥爭的弱勢群體數以億計。一旦在中央 和各級的領導下整合起來,就是一支攻無不克、堅無不摧的改天換地的政治力量。什麼黑社會,什麼地方諸侯,什麼權貴集團,誰也阻擋不住政治體制的改革。政治 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護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落實憲法第35條,保護公民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 示威的自由。” 讓公民有氣有地方出,有話有地方講,有冤有地方告,受了欺負能討回公道,受了損失能得到賠償,這才是以人為本,這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諧社會。和諧社會是動 態的公平正義,而不是靜態的鴉雀無聲。

當前中國社會很脆弱,很危險, 不知隨機性的哪一天,不知偶然性的哪個事件,引起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如果不是有組織的、有秩序的轉型,可能不只是政權倒台,而是整個社會的大崩潰,天下大 亂,成為無政府狀態。貧富之間、官民之間積蓄了太多太深的仇恨,一旦發生社會崩潰,將是各地民眾的全面暴亂,以及地方權勢集團的殘酷鎮壓。海外有人期待着 出現內戰局面,不希望看到這種形勢緩解,指責米奇尼克誤導了中國的自由派,甚至說米奇尼克訪華是共產黨使出來的“毒招”,溫家寶重提政治體制改革是欺騙民 眾的緩兵之計。

這次溫家寶沒有放空炮,言出法隨。國務院8月27日召開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強調依法行政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誌。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進依 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從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變化,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邁出的重要一步,具有畫時代的重要意義。

會開過了行動要跟上來。依法行政就要站在維權的弱勢群體一邊,傾聽他們的呼聲,了解他們的要求,代表他們的正當合法權益,協同有關政府部門,解決他們 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自然就發現了造成這些問題的體制和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一點一滴地整改,建設法治政府和法治國家。正如溫總理所言:“知屋漏者在宇 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政治體制改革宏觀上先解決黨和人大的關係問題,微觀上先解決各地維權運動百姓的切身利益問題。管住官員,關心百姓,這將是“胡溫新政”最大的一個亮 點。這也是百姓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低要求,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辦不到的事情,屬於“為長者折枝”,只要肯作為就能辦到。錦濤、家寶同志,珍惜你們最後 兩年的任期呀!

當然,我們也需要對當權者中的頑固派有充分的估計,他們是寧可毀了國家,血流成河,也不願放棄權力。但是他們想這樣做是一回事,能夠做到這一步是另一 回事。首先,現在沒有鄧小平那樣的軍事政治強人了,中國的權威政治已是一個空架子。製造第二次“**”事件的人,一定是齊奧塞斯庫的下場。頑固派是有這個 賊心,沒這個賊膽。其次,黨和人民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不會出現胡耀邦、趙紫陽那樣孤立無助的情況,會有人振臂一呼,形成多數,制止頑固派胡來。第 三,黨內改革派站出來,一定會得到廣大黨員、軍隊和億萬人民的支持。如果頑固派動用暴力以“維穩”的名義再一次把政治改革的要求打成“動亂”,人民有權在 改革派的領導下進行革命,包括非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打倒頑固派,實行憲政,再造中國
 

[1] 2006年官方公布的群體性事件數字是9萬多起,2007年超過10萬起以後即不再公布。23萬起的數字來自境外,見林培瑞 (Perry Link): 《期待維基泄密能解開北京的七大秘密》。原文:Waiting for Wikileaks: Beijing’s Seven Secret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發表時間:2010年8月19日8:45a.m.譯者:@yigroup 校對:@xiaomi2020

[2] 安泰,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在地面上交戰他是無敵的;但對手如把他舉到空中,就能把他扼死。

[3] 《中紀委簡報(2006年10月12日) 》 ,轉引自《中央大動作,地方負責人被請上京“攤牌”》中部經濟網2006年11月20日。

[4] 李道揆:《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頁。

[5] 三三制政權 1940年3月,抗日根據地各級民主政權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貫徹執行“三.三制”原則。即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 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代表小資產階級。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

[6] 《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10頁《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7] 毛澤東:《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1941年5月1日。

[8] 早在2007年5月20日,越南登記選民5千萬人,從857名候選人中直接選舉出500名國會代表、相當於民主國家的國會議員。

[9] 1964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討論四清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與劉少奇爭論時說的話。見辛子陵着《千秋功罪毛澤東》下卷第4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