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爭鳴

法國廢除死刑三十周年

摘要:“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負全部責任,因為任何司法都不可能絕對不出錯,從道義上講,死刑是不可接受的。我們中信奉上帝者認為,只有上帝才有權選擇我們的死亡時間。而所有支持廢除死刑者認為,不能賦予人類司法這一生死裁決的權力,因為他們明白司法是會出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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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貝爾•巴丹戴爾在法國國民議會作《廢除死刑》報告 (1981年9月17日)
(文章來源:法國駐華使館網站2011年9月22日
(譯者:朱祥英)

議長先生,各位議員,我謹代表共和國政府,請求國民議會廢除法國的死刑。

此時此刻,在座每個人都在考量廢除死刑對我們和我們的司法所產生的影響,我首先要感謝法律委員會,因為它理解了遞交給它的廢除死刑草案的精神實質,其次是要特別感謝草案報告人雷蒙•伏爾尼(Raymond Forni)先生。這不僅因為雷蒙•伏爾尼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君子,更因為他在過去歲月中為廢除死刑而作的努力。除此之外我還要向這些年來,在重大政治變革到來之前就為決定廢除死刑而作出努力的所有人表示感謝,無論其屬於什麼黨派,尤其是歷屆法律委員會成員。

這樣一種超越政治分歧的精神契合和思想一致充分說明,今天在座各位面對的討論首先是一場有良知的討論,每個人都要直接參與並做出選擇。

雷蒙•伏爾尼曾睿智地強調,一段漫長的征程就在今天結束。自從1791年,勒佩勒提耶•德•聖-弗爾戈(Le Pelletier de Saint-Fargeau)在法蘭西歷史上第一次國民議會大會上要求廢除死刑以來,已經近兩個世紀過去了。

讓我們縱觀法蘭西前進的步伐。

法蘭西是偉大的,不僅因為她強大的實力,還有超越其實力的法蘭西思想、事業和寬容的光輝,使她在歷史上的各個特殊時期立於不敗之林。

法蘭西是偉大的,因為她是歐洲第一個廢除酷刑的國家。儘管在那個年代的法國,小心謹慎之人曾驚呼,沒有酷刑,法國司法將解除武裝,沒有酷刑,良民會受制於不法之徒。

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廢除奴隸制的國家之一,這一罪惡制度至今仍然讓人類蒙受恥辱。

如今,縱然歷經努力,法國仍將位居西歐最後廢除死刑的國家之列,或幾乎是最後一個國家(我壓低聲音說此話),而在歷史上法國在西歐常常起支柱和中心的作用。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滯後?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一個問題。

這不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本質。人道意識中傳播最遠、共鳴最響的最強音,正是經常從法國,從這個半圓形的大廳里響起,支持廢除死刑事業最雄辯的聲音正是從這裡響起。伏爾尼先生,您非常正確地提到雨果,而在支持廢除死刑的作家中我還想補充加繆。在這裡,我還要提到甘必大、克萊蒙梭,尤其是偉大的讓•饒勒斯。他們都曾為廢除死刑而發出呼聲,都曾支持廢除死刑的事業。那麼我們為什麼還沉默了那麼久,為什麼我們沒有廢除死刑呢?

我同樣不認為這是我們的民族個性使然。與其它國家的人民相比,法國人當然不會更喜歡鎮壓,缺少人道。這是我的經歷告訴我的。法國的法官和陪審員像其它國家的人一樣懂得寬容。因此,答案不在此,要從其他方面尋找。

我認為,這裡面有一個政治秩序的原因,為什麼這麼說呢?

兩個世紀以來,在廢除死刑的問題上聚集了各個政治階層的男男女女,乃至整個國家的各階層人士。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法國的歷史,廢除死刑始終是法國左派在進行的一項偉大事業。當我講到左派時,我體會到的是巨變的力量,進步的力量,有時是革命的力量,總之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

這一點只需審視事實真相即可。

我聯想到1791年的第一屆制憲會議,偉大的制憲會議。的確,制憲會議沒有廢除死刑,但卻提出了這個問題,法國在那個年代的歐洲是大膽的、不可思議的。制憲會議使得法國限制死刑使用的幅度比歐洲其他任何國家的都大。

制定了第一部偉大憲法的法國第一屆制憲會議,於共和四年霧月四日(譯註:1795年10月26日)宣告:法國自全面恢復和平之日起即廢除死刑。

法國恢復和平之後又來了波拿巴。死刑寫入法國刑法,至今仍然有效,但不會長久了,這是真的。

讓我們來回顧歷史:

1830年的革命產生了1832年的法律,規定了可減輕處罰的情節;被判處死刑的數量立刻減少了一半。

1848年的革命廢除了死刑對政治犯的適用,直至1939年大戰前,這一法律沒有受到過質疑。

直到1900年之後,當左派居於法國政治生活的中心時,廢除死刑問題又被重新遞交到人民代表面前。也正是在這裡有過關於廢除死刑的激烈討論,巴雷斯和饒勒斯的這段歷史至今珍藏在人們鮮活的記憶中。

我以在座所有人的名義向饒勒斯致敬,在所有左派和社會黨人士中,他是以最高尚、最久遠的目光將人性、理性與廢除死刑提升至最高境界之人。沒有人像他那樣為社會主義、自由和廢除死刑盡責儘力。

饒勒斯如其他政治家一樣,載入我們國家的史冊。

先生們,我向巴雷斯致敬,儘管在這一問題上他與我們的觀念不同。在此我不多強調了。

但我還應該重申饒勒斯曾經說過的話,因為顯然,直至今天他的聲音猶如在耳:“兩千年來,死刑有悖於人類追求的最高理想和最高願望,既有悖於基督精神,也有悖於大革命精神”。

1908年,布里昂(Briand)開始向議會請求廢除死刑,尤為罕見的是他並沒有利用雄辯的口才去做說服工作,而是儘力向議會出示很簡單的論據,即最新披露的司法實踐事實。

事實上他提請人們注意,在那個社會和經濟非常穩定的年代,由於歷屆共和國總統的不同個性,死刑實踐在前後兩個十年中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1888年至1897年間,歷任總統都將死刑付諸執行;1898年至1907年間,歷任總統(盧貝總統和法利埃總統)都厭惡死刑,因此,經常准予特赦。當時的有關數據非常清楚:在前一個執行死刑的十年中,有3 066人犯殺人罪;在後一個十年,人基於仁慈而厭惡死刑、並且死刑在司法實踐中消失的年代,有1068人犯殺人罪,接近半數。

這就是布里昂向議會請求廢除死刑的理由,甚至超越了其遵從的原則,因為據法國的考量結果,死刑並不具有威懾性。

當時的一些新聞媒體立即打響了一場激烈反對廢除死刑的戰役。當時議會的一些人沒有任何勇氣去攀登布里昂展示的頂點。正因為如此,1908年,死刑在我們的法律和實踐中延續了下來。

從那以後(七十五年過去了),議會就沒有再收到過申請廢除死刑的提案。

我相信我自己肯定不如布里昂有口才(這讓你們感到高興),但我確信你們更有勇氣,這是最重要的。

日月如梭。

人們可能會問:“為什麼我們在1936年沒有任何作為呢”?首先左翼執政的時間是有限制的,另一個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戰爭已經使人們疲憊不堪。因為戰爭時期不是提出廢除死刑問題的有利時機。也確實如此,戰爭與廢除死刑不宜同時進行。

法國解放時期。我個人認為,解放時期的法國臨時政府之所以沒有提出廢除死刑問題,是因為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面對戰爭罪行與被佔領時期的慘痛厄運,人們不僅需要戰火平息,還需要內心的安寧。

這一分析同樣適用於非殖民化時期。

實際上,在經歷了所有的歷史考驗之後,廢除死刑這一重大問題才能夠被提交到國民議會討論。

在這一問題上我不再多講,伏爾尼已經作了解釋。那麼在最後一次立法時,法國政府為什麼不希望你們議會受理廢除死刑問題呢?而當時的法律委員和你們中的很多人都曾大膽地要求就此問題進行辯論,政府中一些重要內閣成員(不是少數人)曾以個人名義表態支持廢除死刑。但那時有提案權的人則認為當務之急還是等待。

這樣的等待歷時兩百年!

等待,這死刑或曰斷頭刑就像樹上的一顆果子,人們需要等待它成熟之後才去採摘!

為什麼等待?實際上我們非常清楚,原因就是我們畏懼公眾輿論。議員女士們先生們,當你們投票廢除死刑時,有人會說你們無視民主法則,因為你們無視公眾輿論,而事實完全不是如此。

在投票廢除死刑的時刻,沒有人會比你們更懂得尊重民主基本法。

我在這裡引證的不僅僅是一個觀念(一位英國偉人形容議會是一座燈塔,為國家照亮了道路),而是民主的根本法則,即普選所代表的人民意願,當選者應予以尊重。

然而,廢除死刑問題曾經兩次(我堅持這樣說)直接擺在公眾輿論面前。

共和國總統曾告知全體法國人,不僅他個人憎惡死刑,還非常清楚地表達了他的願望,如果他當選,將要求政府向議會提交廢除死刑的申請。全國人民回答贊同。

[…]

法蘭西最高法院院長艾達洛(Aydalot)先生一輩子獻身司法事業,其中大部分時間貢獻給了檢察院,在結束其漫長的職業生涯時曾說過,縱觀頗具風險的執法歷程,作為一位法官,死刑使他無法忍受。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負全部責任,因為任何司法都不可能絕對不出錯,從道義上講,死刑是不可接受的。我們中信奉上帝者認為,只有上帝才有權選擇我們的死亡時間。而所有支持廢除死刑者認為,不能賦予人類司法這一生死裁決的權力,因為他們明白司法是會出錯的。

由此,擺在各位良知面前的選擇是明確的:要麼我們的社會拒絕殺人的司法,並以這個社會基本價值觀的名義(其中使社會變得崇高和令人尊敬的價值觀)接受令人生厭者的生命:即喪失理智者乃至罪犯,或者兩項兼具者的生命,這就是廢除死刑的選擇;要麼我們的社會無視數百年的經驗,仍然信奉以罪止罪,這就是殺死罪犯。

我們拒絕這個殺人的司法,這個極端痛苦、奪人性命、裁定生死帶有偶然因素的司法。我們拒絕它是因為我們認為這樣的司法不公正,它是衝動司法,是恐懼戰勝了理智和人道。

[…]

有了你們,明天,法國的司法將不再是殺人司法;有了你們,明天,法國監獄裡不再有黎明前的黑夜中悄無聲息的死刑執行,這已成為我們的共同恥辱;有了你們,明天,我們司法中的血腥一頁將永遠翻過去。

此時此刻,從傳統意義上、從最崇高的意義上,即“服務”意義上講,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意識到我所承擔的部長責任。明天,你們將投票廢除死刑。法國的立法者們,我向你們表示發自內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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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廣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