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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從佔領中環到傘花革命

摘要:“這場運動所反映的,是兩種根本制度的衝突。專制之下,不會允許自由制度的存在。讓香港人有真正的普選,就是允許專制堤壩出現一個裂縫,這個裂縫將會導致專制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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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文選刊:從佔領中環到傘花革命
作者:滕彪
(法文版原載法國《世界報》2014年10月6日

佔領中環

很少有人能想到佔中以這種方式發生,更很少有人能想到佔中這麼快就被超越變成“傘花革命”。

2013年1月,戴耀庭教授發表佔領中環的構想。從3月27日佔中三子發表“信念書”開始,“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醞釀了18個月,不可謂不認真。全民商討、提出方案、民間公投、等待政府回應、公民抗命演練,但這是值得的。和台灣太陽花學運所面臨的弱勢國民黨政權和“9趴總統”不同,香港市民面臨的政權要強大的多。如果是普通的社會或政治訴求,港人面臨的是一個恪守法治的香港政府。但這一次,在香港民主化的危機關頭,街頭抗爭的香港人所面臨的,其實從一開始就不是得了689票的特首梁振英,而是曾經用坦克和機關槍屠殺學生市民的共產黨政權。

佔中發起人不能不極其慎重的另一個原因是,佔中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秉承甘地、馬丁路德金的精神,用良知違抗法律,用甘願承擔違法後果的犧牲精神,用癱瘓美麗的東方之珠、世界金融中心的代價,來引起關注、反思,並推動制度的轉變。佔中三子對公民抗命不但有着非常透徹的理解,而且根據香港所處的特殊政治環境,對公民抗命行動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計畫,可以說是對公民抗命史的新發展。在整個行動方案中,融合了直接民主、代議民主和商談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念,既體現了抗爭的勇氣和決心,也體現了理性和責任倫理。比如在佔中計畫之中,核心的參與人要承擔最大的風險,被抓的時候不反抗,抓捕之後不請律師,不申請保釋,在法庭上不抗辯;而組織者要為外圍第二層的參與人安排律師和抗辯。那些家中有老小需要照顧或者各種原因不方便入獄者,則可以到場圍觀,站在人行道上而不是馬路中央,這樣就沒有違反法律。這些“打醬油”者的數量卻是運動效果的重要影響因素。

但佔中畢竟是違法了。這也是很多腦殘、五毛、理中客和肉喇叭抓住不放的一點。佔中違法,但符合法律精神。公民抗命的抗爭方式,要等一切可用的合法渠道都用盡了,才應該使用。除了公民抗命,還有什麼和平合法的辦法沒有用過嗎?集會遊行示威?這在香港如同家常便飯,今年七一超過50萬人上街達到歷史新高。媒體?儘管被媒體中共滲透,記者遭受暴力事件越來越多,但香港市民仍然可以通過媒體發出聲音。議會道路?“功能組別”這種政治怪胎仍在左右着香港選舉政治,泛民議員勉強保住三分之一議席,鬥爭艱苦,效果有限;現有立法會本身就是病症,而不是藥方。與中央談判?能談的都談了,一個手裡沒有什麼籌碼的人要面對一個最善於操控、最不怕背棄承諾的對手。罷課,罷工,絕食,都用過了。

但希望竟越來越遠。中央政府一再拖延香港普選進程,2014年6月10日發布《白皮書》,“全面管制權”橫着出世,香港各界嘩然。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決定》,不但沒有任何進步,而且比之前的特首選舉辦法更倒退。表面上是一人一票,實際上是最終候選人全部內定的伊朗式選舉。中央的拖延變成了對香港的欺騙和羞辱,最後是直接撕破臉皮,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有關條款。鄧小平所說的“馬照跑、舞照跳、太平山頂換桿旗”,《基本法》規定的“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些“莊嚴的承諾”都變成了“耍你沒商量”。

即使如此,佔中發起人仍以最大的誠意期待着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善意回應,他們希望“引而不發”的佔中計畫會起到施壓作用,希望感天動地的和平吶喊也能感動政府。如果能不佔中而能達到政改效果,他們絕不願意啟動佔中。

傘花革命

但香港人的抗爭情緒已經醞釀太久。前戲已經太長。忍無可忍,就無需再忍。9月22日學聯和學民思潮發動罷課,9月26日晚,在2012年反國教運動中脫穎而出的黃之鋒突然帶頭翻越兩米高的鋼鐵圍欄,衝入“公民廣場”。“重奪公民廣場”的勇士們被拘捕,引發了更大規模的抗議。佔中三子和民主人士前來聲援學生,聚集的人群很快到了5萬人,並有更多的人在前來的路上。9月28日凌晨,“佔中”提前啟動。警察包圍了抗議者,前來救急的市民包圍了警察。抗議者就地坐在附近的馬路上,這時離“佔中”正式宣布僅僅14個小時,但佔中已經擴大到佔領金鐘和灣仔。從28日晚到9月29日凌晨,警方共發射了87枚催淚彈,人們舉起早就備好的遮擋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用的雨傘,“傘花革命”的名字由此而來。

但催淚彈不但沒有驅散人群,反而刺激了人們的抗爭熱情。數以萬計的市民因為看到孩子們被催淚彈擊傷的電視畫面而加入到傘花革命的隊伍。抗議蔓延到銅鑼灣、旺角、尖沙咀,人數很快就超過了10萬。“佔中”就這樣被迅速地超越了。佔領中環加學生運動,演變成了一場要求民主的全民抗爭。按照張潔平的觀察,把人們團結起來的“敵人”,就是作為傀儡的香港政府的暴力鎮壓。“每一個坐在馬路上的人,都帶著自己個體的憤怒和訴求,他們的最大公約數,恐怕只有那個全國人大已經明確否決了的真普選。”

不管願不願意說出來,人們心裡都清楚,真正的敵人,其實是這個星球上最大的專制政權。1989年在天安門用機關槍和坦克屠殺學生市民的北京政權。它就在深圳河對岸,不,它早已經深入香港,從中聯辦到解放軍。就算人們都不願意把這一點捅破,政治嗅覺異常靈敏的、危機四伏的北京對此也毫不懷疑,這場運動早已被貼上了“顛覆”、“分裂”和“勾結境外敵對勢力”的標籤。想想溫和的維族知識分子伊力哈木的無期徒刑就能明白。

運動如何收場?

香港人退無可退。不抗爭,民主就會被無限拖延,而自由、人權和司法獨立這些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東西也會逐漸失去。一名在現場的出租車司機老淚縱橫:當年我的父母就是為了逃離專制政權冒着生命危險逃到香港的,現在專制魔爪伸到香港來,我們為了下一代的自由,必須拚死抗爭!

革命總是不期而遇,它已經來了,我們只能面對它。香港不經意間成為阿拉伯之春之後世界民主化風暴的中心,萬眾矚目。香港人不但是為香港爭民主,在客觀上也是在為中國爭民主。但革命卻是香港人不可承受之重,香港和中南海的力量對比太過懸殊。運動耗下去,對香港經濟、對普通市民生活的負面影響會越來越大。一塊標語上寫着:“對不起,馬路今天的癱瘓是為了明天民主的暢通。”但就算不考慮鎮壓,市民的忍耐和參與者的精力也會遇到臨界點吧?

北京也面臨極其艱難的選擇。如果像1989一樣血腥鎮壓,必將被譴責、被孤立、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何況這樣一個表面強大、實際上危機四伏的政權能否承受住一場鎮壓之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很值得懷疑。如果做出實質性讓步,不但成就了香港民主,鼓勵了香港市民,也激勵着中國大陸的渴望民主已久的民間社會。

但這場民主運動已經不是某個人和某個組織可以指揮的了。它已經醞釀的太久,已經攜帶了巨大的勢能,帶着香港人的社運經驗,帶着個人和集體的心酸記憶,帶着傷口流出的鮮血、革命的詩情畫意和對未來的集體想象,熱氣騰騰,噴薄而出。另一方面,它完全體現了信息時代Web2.0社運的特點:去中心化的組織方式,網絡多媒體的信息及時互動,在場者和非在場者的共享信息和協商,多頭指揮和民意相結合,組織行動和自發行動相結合,行動的計畫性和隨時試錯相結合。這種開放的、非集權式的、尊重民意的、激發創意的、靈活應變的社會運動,本身就是自由民主的可貴和迷人之處。這些都影響着運動的走向和可能的結果。

  這場運動所反映的,是兩種根本制度的衝突。專制之下,不會允許自由制度的存在。讓香港人有真正的普選,就是允許專制堤壩出現一個裂縫,這個裂縫將會導致專制的崩潰。

其實在在波瀾壯闊的運動背後,隨處可見香港人的悲情和無力感。有一塊牌子上寫着:“我們不需要催淚彈,我們已經在哭了。”香港人感動了全世界,香港人也需要全世界。無論是媒體、政府、人權機構還是每一個普通人,每一個關注,每一個信息傳遞,每一個簽名,都在參與這這場激動人心的較量。防止專制政權屠殺和平民眾,是世界公民的責任。

Dr. Teng Biao is a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China Against Death Penalty,co-founder of the Open Constitution Initiative(GongMeng),now a visiting scholar at Harvard Law School.He has provided counsel in numerous human rights cases, including those of Chen Guangcheng, Hu Jia, and Sun Zhigang.In 2007,he got French Republic Human Rights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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