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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論壇

法國能否照搬中國的新冠危機治理模式?

音頻 12:14
法國政府總理菲利普和衛生部長韋蘭2020年3月28日共同在巴黎舉行記者會,解釋政府的抗疫措施。
法國政府總理菲利普和衛生部長韋蘭2020年3月28日共同在巴黎舉行記者會,解釋政府的抗疫措施。 REUTERS - POOL
作者: 瑞迪
35 分鐘

2019年底自中國武漢開始的新冠病毒重創中國之後,已經蔓延世界各地。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國內疫情得到控制之際,歐洲已經成為繼中國之後的重災區,意大利境內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中國官方通報的境內死亡人數,法國各大小醫療機構也日益感受到高峰來臨的壓力。中國政府開始炫耀制度的優越性,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各國借鑒中國經驗。這場規模空前的全球瘟疫大流行似乎正成為中國與西方爭辯制度優劣之戰。應該說歐洲各國陸續開始了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希望通過減少人員交集與接觸,來降低病毒擴散傳播的風險。法國自3月14日宣布進入三級防疫以來,限制居民出行的措施日益嚴格 。從形式上來說,這些限制居民出行的措施與中國的封城措施雖然程度不同,但整體大同小異。但從本質上說,卻有着極大的不同。本次公民論壇節目嘗試從法律框架以及資訊公開兩個角度,介紹法國逐步升級的防疫舉措運作的制度基礎,供聽眾朋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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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分立體制下的法律框架與監督

與中國抗疫方法的第一個不同之處,應當是法國三權分立體制下的法律框架。中國最高領導人一聲令下,全國各地自武漢起,迅速陸續採取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進入沒有緊急狀態法的緊急狀態。法國憲法第16款雖然規定總統可以宣布緊急狀態,並全權決策,但馬克龍沒有這樣做,而是由政府在陸續出台逐步嚴格的居民出行及集會限制措施之後,於3月19日向議會兩院提交公共衛生緊急狀態法草案,主要目的是為政府已經採取的,諸如限制居民出行、禁止集會、限制非必要的經濟活動、財政救助撥款、延期市政選舉第二輪投票等因應措施提供法律框架。政府也將可以在此框架下,在緊急狀態期限內,以政府法令的形式,不經過議會討論,宣布其它緊急措施,應對疫情。

3月22日,議會兩院經過4天的討論,最終通過這項草案。法國由此正式進入為期兩個月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這個法律框架並不只是形式,而是制定了一個監督機制。議會法律委員會主席Philippe Bas特別指出:在此框架下的措施將接受法官以及議會的監督。也就是說雖然緊急狀態法授權政府採取特別因應措施,但監督機制在此期間不會缺位。政府措施是否確實符合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的需要,都可以付諸行政法官來審理其合法性。 政府的各項措施也必須立即知會議會兩院,參議院和國民議會可以要求政府對某項具體措施做出補充說明。雖然由於疫情,政府叫停了此前送交議會討論的所有改革方案,議會工作日程明顯減少,但並沒有停止運作。3月19日至22日之間的四天,各黨派議員均有代表參加了圍繞政府公共衛生緊急狀態法草案的討論,並提出修正案。 在公共衛生緊急狀態期間,政府仍將每周一次去國民議會和參議院,接受議員質詢,只不過按照防疫衛生措施,參與質詢的議員人數限制在少數,質詢時間相應也縮短。

在議會兩院之外,一個科學委員會(comité scientifique)也將可以要求政府對其公衛緊急狀態下出台的措施做出說明。這個科學委員會的成員由兩名分別由議會兩院議長任命的專業人士和由政府政令任命的專業人士組成。

空前活躍的媒體與輿論空間

法國抗疫努力與中國模式的另一個重要不同,是資訊自由 。如果說大疫當前,政府採取非常措施應對理所當然的話,在民主體制下,立法授權政府採取這些應急措施的同時,對這些措施加以限制與監督也是必經之路。在立法機關與司法體系這些監督行政機關的體制架構之外,資訊的暢通、輿論空間的開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民眾對政府措施的接受度。媒體的獨立與多元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尤其是自歐洲成為疫情中心以來,法國媒體的相關報道可以說是鋪天蓋地。從政府每天的疫情通報、總統的電視講話、總理的新聞發布會,到不同專業的醫科專家的知識解說,從不同政見的政治人物的觀點,到普通民眾的焦慮不安與疑問,從各方學者不同角度的分析與評論,到大小媒體對社會不同領域、不同階層的疫情體驗的實地採訪,幾乎應有盡有。法國廣播電視學院(INA)和媒體收聽收視率監測平台Tagaday3月25日公布了一項調查。這項調查分析自去年12月1日起至今年3月19日間各電視台8000多小時的滾動新聞節目內容後得出結論,新冠病毒疫情及其影響激發的媒體報道篇幅前所未有。3月9日至15日一周之內,75%的電視新聞都圍繞這一主題。而且與以往面對突發事件時,短期內的即時集中報道不同,關於這次疫情的報道始終保持着極高頻率。這種規模前所未有的密集報道,尤其在限行措施開始以來,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被禁足在家的民眾所面對的自我封閉狀態,也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發揮着重要的中介使用,政府的措施在這裡傳達和說明,民間社會的不安、疑惑、不滿、憤怒等種種情緒也在這裡得到宣洩和反饋,迫使政府對各項決策做出解釋,對民間質疑與批評做出回應。

資訊暢通的條件是輿論空間的開放與自由。這並不是一個空泛的口號。瀏覽法國傳統電台、電視、報紙,以及當代社交媒體平台等各種傳播媒介的內容不難發現,所有議題都可以提出討論:有公眾對政府防疫決策的質疑,比如:為什麼政府始終不能緩解口罩慌?政府承諾發放的口罩為什麼沒有及時到位?醫院急救床位緊張情況下,醫護人員是否會選擇性救治?為什麼不採取大規模全民檢測的排查方式?為什麼對羥氯奎寧治療方案如此謹慎?為什麼既要求民眾居家防疫,又要求一些企業繼續運行?等等。也有涉及對經濟模式,社會倫理等不同議題的思考與辯論,比如停止家屬探訪在養老院的家人是否也忽略了隔絕社會往來對老人的心理健康的傷害?面對危重病人,醫生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放棄搶救?民主體制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寬容公衛緊急狀態對個體自由的剝奪而不喪失其核心價值?是否應當重新審視全球化經濟模式下的勞動分工?在危機中盡顯弊端的體制在危機之後應該如何改革?各種質疑與思考通過媒體和社交媒體交鋒爭辯,沒有定於一尊的統一口徑。思想與言論的自由表達可以說是民眾在公衛緊急狀態下接受讓渡部分行動自由的基本條件。

緊急狀態與民主原則間矛盾中的微妙平衡

緊急狀態本身就意味着對公民正常享有的各種自由權利加以限制,而民主體制的原則是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自由權利的名單很長,出行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創業自由、就學自由、隱私保護,等等,等等。 法國公共衛生法早在2007年就已經納入了一項法令,允許政府在非常情況下採取一切緊急措施。但這項法令此後從未真正執行。不僅因為法國此間沒有遇到如此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更是由於這些非正常情況下採取的緊急措施意味着對作為社會契約基礎的公共自由的扭曲。這些自由並不是政府對民眾的施捨,而是政府所依賴的體制的存在基礎。政府因此必須在保證公共健康的必要性,與限制個體基本自由權利之間找到平衡。儘管專家的警告一次比一次緊迫,令民眾對政府採取有效措施充滿迫切期待,但法國社會一向對任何可能限制個人自由的措施十分警惕。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法國政府採取了逐步升級防疫措施的方式。禁止集會的人數從5千人,過渡到1000人,到100人,目前索性建議人們居家防疫,避免走親訪友。對違反出行限制者的罰款金額也逐漸提高,從最初的38歐元,到135歐元、350歐元,甚至是1500歐元。不少人批評政府的防疫措施過於遲緩、無力,並且時常自相矛盾,但這種逐步升級的過渡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讓民眾對更嚴厲的限制個體自由措施有了心理上的準備。

中國的新冠疫情已經至少暫時得到了控制,法國的疫情高峰尚未到來。法國政府的應對戰略是否有效,現在評判還為時過早。儘管中國嚴厲的封閉式管理模式的效力令不少法國民眾感嘆不已,但法國無法照搬照抄中國模式也是一種社會共識,因為中國的危機管理模式是一種政治常態的延續,正如民主體制下對公權力的制衡與監督、媒體與輿論空間的開放與自由並不是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下的特殊設置。公共衛生緊急狀態才剛剛開始,法國輿論已經有人擔心這種非常時期限制個人自由的措施會變相地長久存在。在這種民主體制下,無可質疑的是, 法國政府需要在疫情過後就其應急措施是否及時、是否得當接受檢討,並承擔責任。早在政府公共衛生緊急狀態法出台之前,就已經有數百名醫護人員於3月19日聯合向法國共和國法院起訴政府總理菲利普和前衛生部長比贊,指控他們沒有及時採取措施,阻擋新冠病毒在法國傳播。對於政府來說,重要的不是自己如何表述成績,而是選民手中那張定期使用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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